他們不識字，不懂得詩書禮儀，沒有祭過祖，甚至可能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這種人，怎麼配和自己相提並論？
既然不是一個物種，那就可以用不同的法則來對待。你會對一頭耕牛講仁義道德嗎？你會對一匹拉磨的驢講契約精神嗎？你不會。你只會給它吃最少的草料，讓它幹最重的活，等它老得幹不動了就賣掉換錢。
那些底層百姓在這種邏輯裡，和牛。馬。驢沒有本質區別。他們是工具，是耗材，是賬本上的數字，唯獨不是“人”。
正因為不是“人”，所以放貸收他們的田產時，沒有人會覺得於心不忍。所以當地租越來越高。佃戶越來越窮時，沒有人會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所以當那些小民被逼得賣兒賣女時，他們只會搖搖頭說一句“命苦”，然後轉身回去接著打算盤。
他們甚至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他們只是在遵守這個世界的規則，強者生存，弱者活該。
他們沒有意識到，那些被他們當成工具和耗材的人，和他們一樣是漢人，說一樣的語言，拜一樣的祖先，流著一樣的血。
朱常治意識到，這不僅僅是道德的缺失，更是認知的隔絕，這兩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府縣，甚至相隔不過幾里路，卻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世界。
士紳們住在深宅大院，讀著聖賢書，談論著詩詞文章和朝廷大事。
平民們住在矮屋草棚，為一日三餐奔忙，談論著米價。魚價和東家的臉色。
他們沒有共同的生活經驗，沒有共同的社交圈子，甚至沒有共同的語言。
那些士紳說的是“官話”，平民說的是土話。
雖然只隔著一道牆，卻如同隔著一條鴻溝。
而科舉制度更是加深了這種隔絕。
十年寒窗，考中之後便脫胎換骨。中了秀才就不再是“民”，見了縣官可以不下跪；中了舉人就成了“老爺”，可以與知府平起平坐。
這套制度在提供上升通道的同時，也斬斷了那些成功者與底層之間的聯絡，他們不再是他們中的一員了。
他們變成了“士”，變成了“紳”，變成了一個與“民”截然不同的階層。
而那些沒能爬上去的人，則被留在了原地。他們沒有聲音，沒有代表，沒有人為他們說話。在那些士紳眼中，他們只是沉默的背景，是田畝冊上的數字，是賦稅徭役的承擔者，是隨時可以犧牲的耗材。
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不解決這種“隔離”，不讓他們意識到那些“泥腿子”和他們是同胞。是同族。是流著一樣血的漢人，那麼無論推行什麼政策，最終都會被那些士紳用他們那套冷漠而高效的邏輯消解掉。
他們會陽奉陰違，會打著改革的旗號繼續撈錢，會想盡一切辦法讓所有新政策為他們所用，而不是為那些真正的底層所用。
朱常治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遠處在夕陽下熠熠生輝的錢塘江江面。
一個念頭在他腦海中越來越清晰，要讓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意識到，那些衣衫襤褸。在碼頭扛包的。在田裡勞作的人，和他們不是兩個物種，而是血脈相連的同胞。
要讓那些為了幾兩銀子就把鄉親逼上絕路計程車紳，在作出抉擇時至少能感受到一絲不安。
這就需要用一種力量，打破那道隔開他們的牆。這道力量，不是法律，法律管不到人心；也不是宗教，這個時代不缺寺廟道觀，缺的不是偶像，而是一種共同的歸屬感。
答案在他心中越來越篤定：“我們需要一種東西，它能讓一個杭州計程車紳，把千里之外一個素未謀面的遼東農戶當作自己的同胞。它能讓一個寧波的船東，把碼頭上的苦力當作和自己一樣的人，而不是會說話的牲口。它能讓人意識到，那些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人，和他們流著同樣的血，拜著同樣的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