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輛車是往哪個方向走的。”林川問。
“往縣道另一頭，往城裡的方向。”齊向升說，“它開走的時候，車燈都沒開。暴雨夜裡，一輛車不開燈，摸黑開走，只有一個解釋——它不想讓任何人看清它。我那時候就知道，這輛車不是路過，它是一直停在那裡，等那一瞬間。”
“等你母親的車翻進溝裡。”林川說。
齊向升沒有接話。他低下頭，沉默了很長時間，才又說了一句：“我到現場的時候，你母親的車已經翻進溝裡了。但我在護欄上發現了一點東西——護欄上有一道很新的擦痕，不是你母親的車留下的。你母親的車撞的是另一邊，那道擦痕的方向對不上。”
“像是另一輛車，從側面別了一下。”
“對。”齊向升說，“我當時沒敢說，但我心裡清楚——你母親的車，不是自己失控的。是被人別進溝裡的。那一別，剛好趕在急彎上，雨又大，誰也看不出是被人別進去的，只會當她是雨天打滑。”
林川沒有說話。他想起齊向升之前說的那句“剎車印是拐的”。如果有一輛車在急彎處從側面別了她一下，那剎車印自然就會拐。那輛畫著鐘的車，不是停在樹林裡看的，它是等在急彎前，等她開過來，然後把她別進溝裡，再開走。整個過程，從頭到尾沒有留下任何能定罪的東西——除了那扇車窗裡，那個開窗拍了一張照的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拍完照以後，車窗關上了。”齊向升說，“車開進霧裡之前，我最後看了一眼。那隻鍾還在車門上，白得刺眼。我那時候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後來我才慢慢想明白——那隻鍾，不是畫著玩的。它是在記時間。記你母親在那個急彎上，翻進溝裡的時間。”
林川沒有說話。他想起那份檔案裡被抽走的事故責任認定書。齊向升說報告是“改過的”，那份被抽走的責任認定書，大概就是原始版本——上面寫著的，不是單方事故，而是那輛畫著鐘的車。
“你見過車裡的人嗎。”林川問。
齊向升沉默了很久。他像是在回憶一件他很多年都不願意去回想的事。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說：“那輛車開走的時候，副駕的車窗開了一條縫。裡面有一個人，年輕人，開窗對現場拍了一張照。就拍了一下，然後關窗，車就開進霧裡了。”
“你記得他長什麼樣嗎。”
“記不清。”齊向升搖頭，“雨太大，霧又重，我隔著五十米，只看到一個輪廓。但我記得他的眼睛。”他抬起手，比劃了一下，“那雙眼......我記了十年，忘不掉。不是那種兇的眼睛，是很冷靜的，像在看一件跟他沒關係的事。”
林川看著他，沒有立刻說話。齊向升又說了一句：“我知道你母親的事不簡單。那輛車、那隻鍾、那個年輕人，我全記著。但我一直不敢說，因為我怕說了，下一個躺進排水溝裡的就是我。”他低下頭，“我老婆和兒子，他們是無辜的。我求你，別讓他們找到我。”
林川蹲在他面前，聽他講完。他沒有問齊向升為什麼現在願意說了，也沒有問他這幾年在躲什麼。他知道齊向升敢說出來，是因為他已經躲不下去了——有人在追他，他躲了十年的那個秘密，也到了該說出來的地步。
“你把那輛車的車牌號、那隻鐘的樣子、那個人的特徵，都給我寫下來。”林川說，“我能查的，我自己去查。你告訴我，我不會把你拖進來。”
齊向升看著他，猶豫了很久，然後從懷裡摸出一張皺巴巴的紙。那是他早就寫好、又一直不敢給出去的東西——上面畫著一隻鍾，簡筆畫，和他在現場看到的那隻幾乎一模一樣；旁邊寫著一行數字，是那輛套牌車的車牌；下面還有一行字，是他憑記憶寫的那個人的特徵。
林川接過那張紙。他把紙展開，先看了那隻鍾——白色的，老式掛鐘，錶盤刻度畫得很清楚。他看了很久，覺得眼熟，但一時想不起在哪見過。然後他看向紙最下面那行字。
那是一段很短的描述。身高、體態、還有那句“眼睛很冷靜”。林川看完那行字，視線停在中間那幾個字上，忽然愣住了。
他盯著那幾個字，又看了一遍，然後抬起頭，看著齊向升。“你確定，是這雙眼睛？”
“確定。”齊向升說，“我記了十年。”
林川沒有說話。他低頭又看了一眼那張紙。紙上的描述，讓他想起一個人——那個他在明德中學見過的人，那個讓他從校園案一路追到這裡的名字。那幅速寫沒有臉，但那雙眼睛的描述，和他記憶裡那個人的眼睛，幾乎重合。
他沒有告訴齊向升他認出了誰。他只是把那張紙小心折好，放進外套內袋，然後對齊向升說：“你先在這裡待著，別出去。我去查，查到結果會告訴你。這間配電房，暫時是安全的。”
齊向升點了點頭，又縮回配電房裡。林川站起身，走出那棟廠房。天已經完全黑了，舊火車站的鐵軌在月光下泛著冷光。他站在雜草叢生的院子裡，把那句話在心裡又過了一遍。
十年前的暴雨夜，那輛畫著鐘的車裡，副駕上那個開窗拍照的年輕人——如果是那個人，那他十年前就在現場。而他今天，還在林川查得到的地方，等著林川一步一步追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