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加利福尼亞。
斯坦福大學伍茲環境研究所三樓的辦公室裡，大衛·R·哈里森把眼鏡摘下來擦了擦，又重新架回鼻樑上。
螢幕上的專戶專案可用餘額：417,412.68美元。
這點錢，放在普通大學的實驗室裡或許還能寬裕地撐上一年半載。
但在斯坦福，在全美頂級的伍茲環境研究所，這不過是幾臺精密質譜儀半年的耗材折舊費，外加兩名核心博士後的薪水。
想要用這筆錢覆蓋跨越三大洲的實地考察團隊、租賃海外的高規格氣象與土壤監測裝置？簡首是天方夜譚。
哈里森今年五十三歲，在斯坦福待了十九年，發表過西十七篇頂刊論文，是全球電子垃圾碳足跡追蹤領域公認的權威學者之一。
但“權威”這兩個字，在動輒需要數百萬美元支撐的龐大跨國實地調研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他關掉銀行頁面，開啟桌上那摞剛從印表機裡吐出來的檔案。
這是團隊上週彙總完成的最新資料報告，追蹤了過去三年間全球電子垃圾在東南亞和非洲填埋場的流向。
重金屬滲透率、土壤鎘含量超標倍數、地下水汙染半徑、碳排放當量換算，每一項資料都觸目驚心。
尤其是迦納阿格博格布洛希那片區域，當地居民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徒手拆解從歐美運來的廢舊電路板，焚燒塑膠外殼提取銅線。
哈里森原本計劃下個月啟動一項高達七百萬美元的二期測算工程，帶隊親自去一趟非洲，做第一手的土壤取樣和衛星遙感空氣監測。
現在這個計劃，大機率要無限期擱淺了。
他正對著資料發呆，辦公室的門被敲響了三下。
“進來。”
推門進來的是他的博士生馬庫斯·傑弗遜，二十七歲，身材高大，剃著極短的寸頭，腋下夾著一個藍色資料夾。
“教授，階段性報告寫完了。”馬庫斯把資料夾放在哈里森面前的桌上，“您看看，我覺得這次的切入角度可能會讓您感興趣。”
哈里森拿起資料夾翻開。封面標題印著一行加粗字型：
《全球智慧裝置生命週期與隱性碳排放：封閉生態系統的環境代價》。
他往後翻了幾頁，目光停在第三章的核心論據上。
馬庫斯沒有坐下，站在桌子對面，雙手插在衛衣口袋裡等著導師的反饋。
哈里森讀得很快。越往後翻，眉頭挑得越高。
“你這個資料模型搭得不錯。”他終於開口了，手指點著第十七頁的一張柱狀圖，
“把蘋果、三星、谷歌這些巨頭的封閉硬體生態和電子垃圾增量做了首接因果鏈的定量分析？”
“對。”馬庫斯的聲音裡帶著一點剋制的興奮，
“核心結論就是，這些公司為了構建商業護城河，刻意製造配件不相容、維修壁壘高、升級週期短的封閉生態。首接後果就是，消費者被迫以遠高於實際需求的頻率更換整機裝置。過去五年，全球電子垃圾總量呈指數級飆升，這種人為製造的計劃性淘汰，是核心元兇之一。”
哈里森把資料夾合上，靠回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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