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移交檢察院的那天，下了入冬以來最大的一場雪。
餘敏站在市局大樓的門口，看著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臺階上，落在那兩隻灰撲撲的石獅子上，落在大院裡停著的那一排警車的車頂上。她手裡拿著一個空了的咖啡杯，紙杯己經被她捏得變了形，咖啡漬從杯蓋的縫隙裡滲出來，沾了她一手。
老周從大樓裡走出來，穿著那件舊棉襖，領子豎起來，縮著脖子。他走到餘敏旁邊，沒有說話，從口袋裡摸出一包煙，抽出一根，在指間轉了轉，然後放回去。
“材料都交過去了。”老周說，聲音在冷空氣裡化成白霧，“檢察院那邊說證據鏈完整，批捕沒有問題。”
餘敏點了點頭。
“韓世傑的律師今天上午來了。”老周看了她一眼，“說他有嚴重的憂鬱症，說他作案時處於精神異常狀態，要求做司法精神病鑑定。”
餘敏把咖啡杯捏得更扁了。
“他會得到他應得的。”老周的語氣很平，但餘敏聽出了那層平靜下面的東西——不是憤怒，不是無奈，而是一個幹了一輩子刑偵的老警察，對這個世界某些角落的黑暗有了足夠的認識之後，依然選擇相信的那點東西。
餘敏沒有說話。她把捏扁的咖啡杯扔進旁邊的垃圾桶，雙手插進口袋裡，看著雪越下越大。雪花落在她的頭髮上、肩膀上，她沒有拂去。
“程雨桐那邊，檢察院會考慮到她被迫參與的情節，量刑時會酌情減輕。”老周頓了頓，“但她的行為確實造成了嚴重後果，判刑是免不了的。”
“她知道。”餘敏說。
老周看了她一眼，似乎想說什麼，但最後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轉身走進了大樓。他的背影在走廊的燈光裡拖出一道長長的影子，然後消失在電梯口。
餘敏一個人在雪裡站了很久。
半個月後，餘敏去了一趟看守所。
程雨桐被關在城北的看守所，一棟灰白色的建築，西周是高高的圍牆，牆上拉著鐵絲網。餘敏在會見室裡等她的時候，鐵椅子涼得扎屁股，牆上的暖氣片半溫不熱，發出細微的、持續的咔咔聲。
門開了，程雨桐走進來。
她比上次見面時胖了一些，臉上有了一點血色，頭髮剪短了，齊耳，看起來乾淨利落。她穿著一件深藍色的棉服，沒有戴手銬——還沒判，還不是犯人。她在餘敏對面坐下來，中間隔著一張鐵桌子。
“你看起來好多了。”餘敏說。
程雨桐笑了一下。那是一個很小的、很淡的笑，但它是真的。不是強顏歡笑，不是禮貌性的回應，是那種在經歷了漫長的黑暗之後，終於看到了一絲光亮的人才會有的笑。
“裡面比外面好。”程雨桐說，聲音比之前穩了很多，“每天按時吃飯、睡覺，不用想那麼多。有人說話，雖然說的都是廢話，但有人說話。”
餘敏看著她的臉。那張臉上沒有了之前那種瘦到脫相的枯槁，也沒有了那種溺水者看到浮木時的絕望。她看起來像一個人了——一個普通的、犯了錯、正在接受懲罰的人。
“我來是告訴你，檢察院那邊的量刑建議是八年。”餘敏說，“你簽了認罪認罰，可能會減到六年或者七年。”
程雨桐低下頭，看著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那雙手不抖了。
“八年也好，六年也好。”她說，聲音很輕，“我做了那些事，就該承擔後果。只是……”
她沒有說下去。
“只是什麼？”餘敏問。
程雨桐抬起頭，眼眶紅了，但沒有哭。“只是我想跟思佳的媽媽說一聲對不起。我知道她不會原諒我，我也不配被原諒。但我還是想跟她說一聲。”
餘敏沉默了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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