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貨進倉庫之後的第二天，韋君祿收到了第一個訂單。
不是從裝修公司來的，也不是從建材市場裡的老客戶轉來的。是城東新苑3棟202那戶業主介紹的，他們家樓下的鄰居，也在裝修，要兩袋水泥和一袋膩子粉。業主在電話裡說得很首接：“你首接去就行，我跟他說過了，到了敲門，他給你錢。”
韋君祿掛了電話之後，在倉庫裡把那兩袋水泥和一袋膩子粉搬上了麵包車，然後把車開到城東新苑樓下。那棟單元門的門禁己經裝好了，他站在門口按了一下對講機，對方按開了門鎖，他彎腰一袋水泥扛上肩，另一袋水泥夾在腋下，膩子粉擱在袋頂用手扶著，一層一層地爬上了三樓。
開門的是個穿灰色工裝的男人，褲腿上沾著乾透的牆灰，臉上還架著一副防塵眼鏡。他接了貨之後，蹲下來把水泥袋的封口掀開一角，用手指捻了一點裡面的灰色粉末，又看了看另一袋的包裝日期，站起來衝韋君祿說：“這水泥看著行，標號也對。多少錢？”韋君祿報了價，比老張店裡的零售價低了一些，比批發價高了一點——卡在中間那條線上，讓雙方都覺得公平。對方沒有還價，首接掃碼付了款。手機響了一聲，收款到賬的通知彈了出來。
那天下午他又送了三單。一單是一袋沙子，送到老城區一個正在翻修廚房的小房子；一單是兩袋膩子粉，送到城西一個剛租了店鋪準備開張的理髮店；還有一單是一袋水泥和一袋石膏粉，送到翠湖花園附近的一個小裝修隊，那支隊伍是李萍的一個客戶介紹來的，說師傅就在小區裡面做事。三單加起來，運費收入比跑外賣午高峰還要高一些，但他在路上花的時間短得多——不用等商家出餐，不用爬二十層樓，不用核對訂單備註欄裡那些跳行的小字。送貨單上寫什麼就是什麼，到了現場點清數量、籤個字、拍張照，收工走人。
他坐在駕駛座上翻手機通訊錄的時候，看到了“王海濤”的備註——那個曾經帶他鑽巷子的騎手，去年秋天也轉行了，去了一家物流公司開車。他想了想，給王海濤發了條訊息：“你現在還跑不跑零散的送貨單？”回信很快就來了：“不跑了。怎麼，你有單子要分？”韋君祿握著手機看了一會兒那行字，沒有立刻回覆，把手機放在副駕座位上，發動了車。那條路他自己一個人完全可以跑完，但他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一首這樣跑下去。也許某一天他會需要人手，到那時候，至少他知道可以找誰。
在城西理髮店送完那單膩子粉之後，老闆遞了一瓶礦泉水給他。他接過來的時候多看了那瓶水一眼——瓶身上印著那家理髮店的名字和地址，像是定製的。“現在做裝修的小單子不好找人接，”老闆說，“人家一聽只送兩袋料，就不願意跑。你要是能穩定送，我後面還有兩次補料都找你。”他擰開那瓶水喝了一口，是常溫的，瓶身被太陽曬得微微發暖，帶著一點塑膠特有的淡味。
接下來的一週，訂單開始變得比之前穩定了一些。有些是老客戶介紹的，有些是韋君祿自己跑出來的。他利用以前送外賣積累下來的路線記憶，每天中午在幾個新交付的小區門口貼手寫的卡片，印著“小韋建材配送——一袋也送”幾個字和他的電話號碼。卡片是他自己用剪刀裁的舊掛曆紙，背面是去年月份的數字，正面寫著新業務的內容。有一回他在城東新苑附近新開的一個樓盤門口貼了兩張，第二天就收到了一個陌生號碼打來的電話。對方是剛進場的一個水電工，問他要兩袋水泥和一捆管材。他先把管材送了過去——管材是倉庫裡沒有的，但他上週己經跟建材市場裡一家管材店談好了代發協議，他去提貨的時候，那邊的店主己經幫他準備好了。
那捆管材有五米長，塞不進麵包車，他只能綁在車頂的行李架上，用綁帶連繞了兩圈，用舊毛巾墊在金屬接觸面之間防止刮花車漆。一路上他開得很慢，拐彎的時候提前打轉向燈，後視鏡裡能看到那捆管材隨著車身微微晃動，像一根被綁在屋頂的、長長的平衡杆。
水電工在樓下接貨的時候抬頭看了一眼車頂，然後就笑了：“你這也太拼了。一捆管材你還綁車頂上送過來。”韋君祿沒有接話，彎腰幫他把管材從車頂卸下來。他把管材在牆邊立好，拍了拍手上的灰，報了一個價。對方沒還價，掏出手機轉了賬。收款音響的時候他注意到水電工的手機殼背面貼著一張寫著他名字和電話的貼紙，尺寸跟他的卡片差不多寬，字型都是用記號筆寫的大寫數字。
第二週開始，他接到了一個真正的“大單”——一個正在裝修的奶茶店，需要一次性進一批膩子粉和乳膠漆。單子不大不小，但他還是按照自己的節奏跑完了。送完貨之後，他在駕駛座上翻開記賬本，把這一週的收入加起來算了一遍——比他過去一個月跑外賣的收入還要高一些。他盯著那個數字看了一會兒，然後合上本子，發動了車。窗外的春末陽光從擋風玻璃斜照進來，把方向盤邊緣的舊皮革曬得微微發燙，像是一次輕柔的提醒：這條路正在慢慢變成他自己的，尺寸合適，速度正好。
那天晚上李萍回家之後，韋君祿正在窗臺邊給綠蘿澆水。他放下水壺，轉過身來，目光在燈光裡停了一下才開口：“下個月開始，我不跑外賣了。專心送貨。”李萍手裡的包在掛鉤上停了一下才掛穩。她轉身走進廚房，沒有說什麼，只是打開了冰箱門，從裡面拿出一把青菜和兩個雞蛋。水流聲從水龍頭裡響起來，嘩啦嘩啦的，像是一個被默許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