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車在龍城南郊的廢棄貨運軌道上顛簸，車廂裡沒人說話。
江顧川靠在最後一排窗邊，手指漫無目的地轉著那枚門禁卡。卡面磨損得像被砂紙打過，邊角裂了三條縫，背面還有一行用手工刻上去的小字他沒來得及細看，只隱約辨認出幾個數字。
大碗飯開車，楚狂坐副駕，老楊蜷在第二排靠門的位置，左手不停地揉自己右手腕，像是在搓一條不存在的傷疤。周遠靠在另一側，寫字板擱在膝蓋上，馬克筆的筆帽沒摘，一個字也沒寫。
顧晚寧坐在江顧川旁邊，沒看他，也沒看窗外，只是低頭盯著自己掌心的晶片植入位置。自從產房裡倒計時停了之後，那條細細的疤不再發燙，但她偶爾會用拇指用力按一下，像是在確認那裡還有痛覺。
車裡安靜得太久，連輪胎壓過碎石的聲響都被放大了。
江顧川先開口了，聲音懶洋洋的，像是隨口問一句午飯吃什麼的語氣：“老楊，你說過當年是你把第三個孩子遞出去的。”
老楊揉手腕的動作停了一拍。
“那遞給了誰？”江顧川轉門禁卡的手指沒停，“別再說‘戴銀色袖釦的男人’，那玩意我褲兜裡也有一枚，不新鮮了。”
他從褲兜掏出那枚從產房排水口撿回來的袖釦，隨手扔在座椅上。鏽跡被擦掉大半，“顧長柏贈”西個字在車廂頂燈下泛著冷光。
老楊盯著那枚袖釦，喉結滾了一下。
顧晚寧的拇指停住了。
“你不敢去見那個人，”江顧川把袖釦撿回來放進兜裡，“你說他就在龍城，離這兒可能不到二十公里。二十七年了，他欠你一個交代，欠她媽一個交代，也欠她，”他偏了下下巴，指向顧晚寧，“，一個解釋。你不敢去見他，總得有個理由。”
老楊沒抬頭，嘴唇動了動，聲音像從牙縫裡擠出來的：“我去過。”
楚狂在前座轉過頭來。
“去了三次，”老楊說，“第一次是2001年，他剛調進龍城唱片工業協會，我看他在臺上致辭，袖釦還是那對，一顆刻‘長柏’，一顆刻‘芸’。我站在最後一排，散會時他從前門走了。”
“第二次呢？”大碗飯盯著後視鏡，聲音不大。
“2004年。他女兒放學從小學門口出來，我在馬路對面看著。他親自接的，牽著手走了一整條街，還給買糖葫蘆。”老楊說到這裡頓了一下，眼睛沒敢往顧晚寧那邊偏，“我沒上前。他女兒根本不認識我，我算什麼？”
顧晚寧的手指微微攥緊，指甲陷進掌心。
“第三次是去年。”老楊的聲音變得更低，“我在他公司樓下大廳坐了一下午，前臺問他有沒有預約，我說沒有。保安讓我離開的時候，他從電梯裡出來，看了我一眼，沒認出來。二十多年了，他連我的臉都記不住了。”
車廂裡又沉默下來。大碗飯打了下方向盤，麵包車拐進一條窄巷。
楚狂打破沉默，語氣難得沒帶慣常的玩世不恭：“你去了三次都沒開口，那這次呢？你不是把小川他們從鍋爐房帶出來了嗎，贖罪也該贖夠了吧？”
“贖罪？”老楊抬起頭，眼眶裡沒有淚，卻像被什麼東西燒乾了，露出一絲比哭更難看的笑，“我不是去贖罪的。我是去給他送東西，第一次送的是他落產房的手術刀片，第二次送的是蘇晚棠那晚寫給顧晚寧的字條，第三次送的是秦嶼死前寫給他的信。三次，我都放在他公司前臺，沒寫寄件人，也沒留姓名。”
江顧川轉門禁卡的手指停了。
“他知道是你在送？”他問。
“他回了信。”老楊從外衣內袋裡掏出一個皺巴巴的信封，紙邊都磨毛了，像是被翻看過很多遍，“前兩次他沒理，第三次他讓人在龍城晚報中縫登了一條啟事，‘七十二行，老楊親啟’。就這一封。”
他把信封遞給江顧川。
江顧川沒接。他看了顧晚寧一眼，她伸手接過信封，撕開封口，抽出裡面一張老式豎排信紙。信紙泛黃，筆跡是鋼筆寫的，力道很重，有些字甚至劃破了紙面。
她展開信，念出了第一句：“‘芸的鑰匙在老地方，梅花三弄的第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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