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行雲把茶杯放在桌上，杯底碰到木桌面的聲音很輕。
“什麼叫做實事？就是不要整天坐在書房裡想當然，要到老百姓中間去，看看他們在想什麼、需要什麼、日子過得怎麼樣。什麼叫做求是？就是在看到那些真實的、可能不那麼美好的現實之後，還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找到符合規律的方向。”
他的目光從姚文春移到張元洪，從張元洪移到姜琴，最後落在祁同偉臉上。
“你們現在做的事，就是在實事求是，你們辦的這本《法治前沿》，是寫給老百姓看的。你們在做的，就是把法律從書本里請出來，走到大街上，走到工廠裡，走到田間地頭。讓普通人知道，法律不是用來背的，是用來用的。這是實事。你們在探索一種新的辦刊模式，民營、自負盈虧、靠市場生存。這條路以前很少有人走過，你們在走，而且走出了成績。這是求是。”
孟行雲說到這裡，停了一下。
“你們知道嗎，我和同偉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我的老家在黔省，一個很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那裡的山比巖台山還高，路比巖台山還難走。”
“小時候，我赤著腳走幾十裡山路去上學，冬天腳上全是凍瘡。我在那塊土地上長大，我知道那裡的老百姓是什麼樣子——他們善良、淳樸、吃苦耐勞。你給他們一碗水，他們會還你一桶。你幫他們一次忙，他們會記你一輩子。”
祁同偉聽著，心裡有根弦被撥動了，他從來沒有聽孟行雲講過這些。
這位在法學界享有盛譽的教授，這位在人大講臺上侃侃而談的學者，原來也走過和他一樣的山路，赤著腳，踩著泥濘，一步一步地從大山深處走到了北京。
孟行雲的目光落在書架上那本泛黃的《選集》上，停了一會兒。
“我家的堂屋裡，掛著一幅畫像。從我記事起，就掛在那裡。老人家去世的那一年，我父親把畫像取下來，捧在手裡，哭了很久。他不識字，不會說那些大道理，但他知道——是老人家讓窮人的孩子有學上，讓種地的農民有飯吃，讓這個國家不再被人欺負。誰對他好，他記得。他記了一輩子，還要我們這些孩子也記著。”
“人民永遠記得誰對他們好，誰對他們不好。”孟行雲的聲音有些澀，但很穩，“我父親不識字，但他比很多讀書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他認準了一個人，就認了一輩子。我們這些讀了書、學了法的人，有時候反而沒有他清楚。我們整天研究‘人民’的定義，討論‘人民’的範圍，分析‘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含義。但是，人民不是一個概念，也不是一個符號。人民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是那些在田裡彎腰插秧的農民，是在工地上扛水泥的工人，是坐在街邊賣早點的小販，是在風雪中站崗計程車兵。是你們的老鄉，是我的老鄉，是祁同偉的老鄉。”
他拿起桌上那本《法治前沿》，翻了幾頁，又合上。
“你們辦的這本刊物，封面上沒有‘人民’兩個字。但你們做的事，是真正為了人民。這就是實事求是。不喊口號，不貼標籤，不搞形式主義。老人家如果還在，他看到你們做的事，他會說好。”
最後一縷陽光從窗臺上消失了，屋子裡暗了下來。
姜琴伸手打開了桌上的檯燈，橘黃色的光落在幾個人臉上，把他們的表情照得很清楚。
祁同偉看著檯燈下師兄師姐們的臉，忽然明白了孟行雲為什麼要帶他來上海。
是來告訴他——不管走到哪裡，不管在什麼崗位上，都不要忘了自己從哪裡來。
路還長，但方向己經清楚了，朝著那些善良淳樸的人的方向，朝著實事求是的方向。
姚文春打破了沉默。
“孟老師，您放心。不管這本刊物能辦多久，不管以後遇到什麼困難，我會記住您今天說的這些話。我們的讀者也許一輩子都不會知道我們的名字，但只要他們能從我們的文章裡得到幫助，就夠了。”
張元洪在旁邊使勁點頭，圓臉上的表情是從未有過的認真。
“我也是，我跑發行的時候，有一個書店老闆跟我說，你們這雜誌好啊，我一個擺攤的朋友看了你們的文章，跟房東籤合同的時候多留了個心眼，沒被坑。那老闆說這話的時候，笑得可開心了。”
孟行雲聽著，嘴角慢慢翹起來，從心底裡溢位來的、毫不掩飾的欣慰。
“這就是實事求是。”孟行雲說，“我們坐在書房裡寫的那些論文，十年二十年之後，除了同行，沒人看。但你們做的這本刊物，今年發的文章，明天就能幫到一個人。這不比發一百篇核心期刊論文強？”
窗外，城市的燈光一盞一盞地亮了起來。
上海在夜色中甦醒，萬家燈火，像無數隻眼睛在黑暗中一眨一眨的。
人民記住老人家，不是因為他的權力，不是因為他的地位，是因為他讓窮人的孩子有學上，讓種地的農民有飯吃，讓這個國家不再被人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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