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三天。
那天是週六，林梔休班在家。早上她給姥姥擦身子的時候，姥姥忽然對她說：“你下午出去一趟。”
“去哪兒？”
“去買兩斤麵粉回來，我想吃烙餅。再買點紅糖，要老紅糖，超市裡那種紅袋子的。”姥姥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隨意，像是在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後她加了一句，“你帶你媽一起去，娘倆出去走走。”
林梔覺得有點奇怪。姥姥從來不會主動安排她做什麼，更不會管媽媽有沒有出過門。但她沒有多想，吃完午飯就帶著媽媽出門了。麵粉和紅糖在巷口的糧油店就能買到，來回不過半個小時的事，但媽媽走得很慢，每一家店鋪的櫥窗都要停下來看一看，林梔也就由著她，順便去了一趟菜市場，買了點晚上的菜。
她們回到家的時候，天己經快黑了。
林梔推開院門，發現院子裡異常安靜。貓都在貓舍裡睡著，小歪趴在門檻上，看見她回來，懶洋洋地打了一個哈欠。她把麵粉和紅糖放進廚房，洗了手，走到姥姥的房間門口。
門虛掩著。
她輕輕推開，看見姥姥閉著眼睛靠在床頭，頭上有一層細密的薄汗。床邊的板凳被挪到了床頭櫃旁邊，上面放著姥爺的那盒紅色印泥，蓋子開著，姥姥的手指頭上還有一抹沒有擦乾淨的暗紅色。
“姥姥，您怎麼了？您下地了？”
姥姥擺了擺手，喘了幾口氣，然後指了指床頭櫃。
床頭櫃上放著一張紙。不是姥爺那種印著梅花的信紙，而是一張從本子上撕下來的橫格紙。紙被撕得不太整齊，邊緣毛毛糙糙的，上面歪歪扭扭地寫了幾個鉛筆字：
“我孫秀蘭願把卡拿回給梔梔管。孫秀蘭。”
字跡哆嗦得厲害，有的筆畫太輕，幾乎看不清，有的又太重，紙都被戳破了。每個字都有核桃那麼大，歪歪斜斜地擠在一張小紙條上，最下面按了一個紅紅的指印，指印的紋路糊成了一片，但顏色很深，是用盡全力按上去的。
林梔拿著那張紙條，眼睛開始有些發酸。
“姥姥您這是幹啥，讓我來寫就好了呀？”
“你別說話。”姥姥閉著眼睛，胸口還在起伏。她自己撐著坐起來，從床頭櫃上摸到那支鉛筆，又摸出那張撕下來的紙條，偷偷寫了這幾個字。對普通人來說，寫一行字不過是幾十秒的事。但對她來說，她要先等林梔出門，要撐著坐起來，要找到筆和紙，要回憶那句話怎麼說，要一個字一個字地在腦子裡過一遍，因為她不認識字，她只能憑記憶去“畫”那些筆畫。然後她要用發抖的手把那些“畫”寫到紙上，寫完一個字就累得趴在床邊喘一會兒，喘完了再接著寫。
寫完之後，她還要自己開啟印泥的蓋子，自己把手指按上去，再自己把印泥蓋子擰緊放回原處。她不能留任何痕跡，因為她害怕陳美蘭突然冒出來，不能讓陳美蘭發現她做過這件事。
“這張紙條，你拿著。”姥姥睜開眼睛，看著林梔，聲音很輕，但很穩，“我那天跟你說了，我怕你姨。這話不假。我活了八十三年，怕了她五十年。再讓我活幾年，我還是會怕她。”
她停了一下。然後說了一句讓林梔把眼淚生生逼回去的話。
“但我更怕你扛不住，丫頭。”
林梔咬著嘴唇，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原來姥姥不是站在陳美蘭那邊，姥姥是站在恐懼那邊。而現在，恐懼還在，但有一樣東西比恐懼更重。
“我不敢跟她撕破臉，”姥姥說，“我不敢當面跟她說你把卡還回來。但你把這張紙條收好。她要是逼你，你就拿出來。這是我自己寫的，自己按的，沒人逼我。你姥爺在天上看著。”
林梔把紙條捧在手裡，覺得它比什麼都重。
“我是個睜眼瞎文盲，不認識幾個字，不知道名字寫的對不對。”姥姥又開口了，語氣裡帶著一點不確定，“也沒有落款日期。你自己把日期添上。要是不夠，你再寫一份正式的，我按手印。”
“夠了。”林梔說。她的聲音很輕，但很堅定，“姥姥，這張就夠了。”
她把紙條小心翼翼地摺好，放進口袋裡。那張紙條被姥姥撕得不規整，字跡歪歪扭扭，鉛筆的顏色深淺不一，邊緣還沾了一點點印泥的紅色。它和任何一份正式的法律文書都不一樣，但它比任何一份法律文書都更有力量。
林梔回到自己屋裡，走到書桌前，拿著那張紙條，眼淚無聲地滑下來。她回頭看了一眼姥姥房間緊閉的房門，想象著那個連筆都握不住的老人，是怎樣趁她白天不在家的時候，撐著坐起來，用發抖的手在紙條上歪歪扭扭地寫下這幾個字的。她不會寫字，這一行字大概是她這輩子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寫過的唯一一句話。她怕陳美蘭，她怕了一輩子，但她還是寫了。開啟上了鎖的抽屜，把那張紙條和姥爺的藥方存根放在一起。藥方封皮上寫著“陳濟川謹擬”，扉頁上姥爺的字安靜而端正。現在旁邊多了一張歪歪扭扭的紙條，上面寫著姥姥此生第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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