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五十八年，太學院史學館將過去十餘年間與聖後相關的所有研究論文結集刊行，定名《黛學初編》。序言由首任祭酒李紈的繼任者執筆，開篇便是一句讓後世學者爭論了許久的話——“聖後之學，不在文章，在制度；不在空談，在實測。”
《初編》收錄了從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工程學五個維度展開的研究成果。經濟學卷的核心論文出自蔡文英的關門弟子之手，她將攤丁入畝推行前後近二十年的田賦資料製成表格，發現新政推行十年後，國庫田賦收入較新政前翻了將近一番，而自耕農數量增加了將近三倍。論文末尾附了一句剋制卻分量千鈞的結論:“賦稅公平與經濟增長，並非此消彼長，而是互為因果。”
法學卷的研究者則逐條梳理《明德法典》的立法過程，發現義務教育條款的初稿上有一行被劃掉的批註。原句是“凡適齡兒童，無論男女，皆須入學”，被聖後親筆改為“凡適齡兒童，無論男女，皆可入學”——“須”與“可”，一字之差，立法思路迥異。研究者由此展開了關於聖後立法思想中“強制與權利之平衡”的專題研究，這一專題後來成了瀟湘書院法學系的必修課。
最讓學界震動的不是這些己成定論的研究，而是那些新出土的史料。工部侍郎賈蘭的後人在翻修稻香村老宅時，從地窖裡搬出一口封了塵的樟木箱。箱子裡是聖後親筆批註的河工賬冊和水泥配方試驗記錄，每一頁都密密麻麻寫滿了批語，有的是對材料配比的修正，有的是對工程造價的核算。其中一頁背面畫著一張簡陋的草圖，旁邊只批了西個字——“此可行也”。經太學院格物科考證，那是平板玻璃退火工藝的最早構想。
與此同時，泉州海關翻修舊檔案室時，從一面夾牆裡發現了整捆的通關文書底冊。紙張己經脆得發黃，火漆印章卻還清晰——“大明海關，泉州稅務司”。底冊裡夾著一本翻得起了毛邊的《海關條例》初印本，扉頁上有聖後親筆寫的三行字:“關稅歸公，違者以貪墨論。船商有權依律申請免稅，關員不得私加稅目。此條例試推行三年，視實效再行修訂。”底冊末尾附了一行小字:“某年某月某日，長公主自泉州返京，臨行囑——海關之權，在於制，不在於人。”這些新史料的出土讓黛學研究從“宏觀敘事”轉向了“微觀實證”。
此後數百年間，黛學漸成顯學。每隔一段時日便有新論文引發學界熱議，每一個課題都從不同角度印證著同一點:她留下的不只是功績，是一整套可以持續運轉的制度。後來太學院史學館編《黛學年鑑》時，將這段時期稱為“史料大發現時代”。又過了一百年，年鑑上出現了一篇署名“莊念竹”的綜述文章，標題只有六個字——“她不是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