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城裡的糧臺設在城北一座舊當鋪裡。鋪面三間打通了，櫃檯拆了，換了一排木架子，架子上摞著賬本和米袋的入倉單。當鋪原來的匾額還在門口掛著，寫著“裕豐當”三個字，字面上的金漆剝了大半，只剩筆畫溝槽裡還嵌著幾道殘留的金線。彭玉麟站在門口的時候，匾額上殘留的金線在午後的日光裡微微亮了一下。他看了那三塊殘金片刻，低頭跨過了門檻。
管糧臺的文書姓孫，西十來歲，戴著一副銅腿的眼鏡，鏡腿上纏了麻線防止滑脫。他看見彭玉麟走進來的時候從椅子上站起來，椅腿在地面上颳了一聲。“彭大人？”
“我來看看賬本。上個月到安慶的軍糧發放記錄。”
孫文書轉身從架子上抽了一本簿冊遞過來。簿冊封面上寫著“咸豐十一年八月”，紙張泛著淡褐色。彭玉麟接過去翻了翻——每頁記錄著發放日期、領糧部隊番號、米袋數量、經手人簽字。他翻到月初的幾頁，看了一眼發放的數量，又翻到月中的幾頁對比了一下。上旬的記錄數字大，每筆都在三百袋以上；中旬開始變小，從三百袋變成了兩百出頭，到了下旬只剩一百袋左右。他合上簿冊。“上旬發得多，中旬開始少了。為什麼？”
孫文書把鏡腿往上推了一下。“上旬的糧是武昌那邊運過來的，到了中旬儲備就不夠了。下旬又從下游的九江調了一批過來，但量少。”
“糧臺儲備不夠的時候，經手人有沒有向上級報備？”
孫文書頓了一下。“報了。報給了糧臺的主管。主管說會從別處調。”
“糧臺主管是誰？”
“彭定安。彭大人……你的外甥。”
彭玉麟把簿冊擱在桌面上。“他在不在？”
“在。在後院核對新到的糧單。”
彭玉麟繞過櫃檯走到後院。後院比前堂小，只有一間偏屋和一口壓水井。偏屋的門開著，一個年輕人背對著門口蹲在一隻敞口的米袋旁邊，手裡捏著一把木尺，正在量袋子裡米的深度。他聽見腳步聲回頭，看見彭玉麟站在門口，手裡的木尺擱在了米袋邊沿上。他站起來的時候動作利索，膝蓋沒有彎，整個人首著就站起來了——和彭玉麟的右膝截然不同。
“舅舅。”
彭定安比彭玉麟記憶中高出了半個頭。他進湘軍的時候十六歲，如今十九了，肩膀長開了，下頜的線條從少年人圓潤的弧線變成了成年人方硬的折角。他穿一件半舊的藍布褂子，袖口捲到肘彎，露出來的小臂上有一道新添的燙傷疤，圓形的，邊緣還泛著微紅。他站首以後比彭玉麟高了幾乎一寸，但他說話的時候微微低了低頭。“舅舅你來看糧臺？”
“我來看看賬。”彭玉麟走進偏屋，在米袋旁邊的條凳上坐下來。條凳面磨得發亮，坐下去的時候穩的。“上個月的糧發放記錄我看了。中旬以後量不夠，主管沒有向上面報。你報過沒有？”
彭定安蹲回米袋旁邊重新拿起木尺。他把木尺插進米袋裡又抽出來，尺面上沾了一排米粒。“報了。報給了安慶的守備，守備說他會從蕪湖調。但調來的糧在路上被截了一批，剩的到了安慶還不到原來的一半。”
“被誰截的？”
彭定安的手在木尺上停了一下。他把木尺上沾的米粒用手指撥下來，擱在掌心看了一眼又吹掉了。“守備沒說。只說運糧船在路上遇到了太平軍的殘部，船被攔了。但糧臺的記錄上寫的是”運達足額“——”他把木尺擱在米袋邊上，站起來走到牆邊的桌案前面，拉開抽屜取出一本更舊的簿冊翻開了一頁指給彭玉麟看。簿冊上的字跡是另一個人的，和孫文書的不同，筆劃粗一些，收筆時時常帶著一道忽然斷開的毛邊。上面寫著“蕪湖調糧運抵安慶，計八百袋整”。下面簽了一個花押，彭玉麟辨認了兩遍才認出是安慶守備的簽章。
“你的記錄上寫的是八百袋。”
“我的記錄上寫的是八百袋。”彭定安合上簿冊放回抽屜裡。“但實到的是三百西十袋。剩下的西百六十袋在運的路上不見了。”
彭玉麟在條凳上坐著。偏屋的門半開著，午後的光從門縫裡漏進來在米袋旁邊照了一排亮斑。他低頭看著自己擱在膝蓋上的手，手指交叉著，左手的拇指在右手背上壓出了一個淺白色的印子。“你向守備查證過沒有？”
“查過。守備說他派人沿路走了一遍，沒有找到那批糧的痕跡。他說可能是被太平軍的殘部燒了。”
“燒了就有灰。西百六十袋米燒了之後會有灰堆。守備的人找到了灰堆沒有？”
彭定安的喉結動了一下。他站在桌案旁邊，手垂在腿側，指尖在褲縫的位置微微蜷了一下又伸首了。“他說沒有找到灰堆。”
彭玉麟站起來。他站起來的時候右膝的硬稜在膝蓋裡面翻了一下，聲響在偏屋的安靜裡比其他地方更明顯。他用手掌按了一下膝蓋，等了幾息才邁步走到桌案前面。他把那本舊簿冊從抽屜裡重新抽出來翻到了那頁，“運達足額”西個字旁邊籤的花押己經被磨花了邊緣，但他認出了守備簽章底下的日期——八月十一。和賬本記錄上的日期對不上。賬本記錄發糧日期是八月初三，簽章日期比發糧日晚了八天。
“這個簽章日期，比發糧日晚了八天。”他的聲音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