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頓飯吃到天黑，煤油燈點了起來，昏黃的光把一家人的影子投在土牆上，晃晃悠悠的。姥姥拉著喬紅藥的手不肯鬆開，說這西廂房你媽住了十幾年，現在你來住，好，好。
喬紅藥靠在姥姥肩上，看著燈下家人被拉得長長的影子，覺得這間土坯房比什麼都踏實。
第二天一早，喬紅藥是被公雞叫醒的。姥爺家養的那隻蘆花大公雞嗓門極其洪亮，站在棗樹杈上引吭高歌，一聲接一聲，把半條巷子的狗都帶得跟著吠。喬紅藥把頭埋進被子裡悶了一會兒，認命地坐起來，藉著從窗戶紙透進來的晨光穿好衣服，推開西廂房的門。
院子裡，姥姥己經在灶房忙活了，玉米糊糊的香氣混著柴火的煙味飄了滿院。
大舅蹲在棗樹下磨鐮刀，大舅媽端著一盆麩皮拌菜葉去餵雞，胡小英端著一碗水站在棗樹底下刷牙，看見她開門，含著牙刷含含糊糊地喊了聲“紅藥姐，早啊”。
吃完早飯，胡小英自告奮勇帶她去村裡認人，拉著喬紅藥的手就往外跑。
豐收大隊不算大，從村東頭走到村西頭也就一刻鐘，但巷子縱橫交錯，家家戶戶都有點沾親帶故的關係。
胡小英像背順口溜一樣給她介紹：這家是三叔公，那家是二爺爺，拐角那家是七堂舅，後面那排是姨姥姥。
她說得快，喬紅藥記得也快，每經過一家門口就大大方方打招呼，叫人的聲音又甜又脆，把幾個坐在門口納鞋底的老太太哄得合不攏嘴。
路過井臺的時候，一群在井邊洗衣服的婦女叫住了她，七嘴八舌地問她多大、上過幾年學、城裡現在時興什麼衣裳。
喬紅藥從兜裡摸出早就準備好的糖果。那是她從現代超市買的水果糖，糖紙是彩色的，在陽光下亮閃閃的。孩子們都管這種糖叫千紙鶴糖，倒不是因為糖本身有什麼特別，而是因為糖紙太漂亮，手巧的孩子吃完糖捨不得扔，會把糖紙洗乾淨晾乾，折成一隻只小小的亮晶晶的千紙鶴，穿上線掛在窗前，風一吹就會輕輕轉動。
她說：“”姐、嬸子、大娘，我從城裡帶了點糖，大夥兒嚐嚐。”說著從兜裡掏出一把糖塊，挨個往人手裡放了兩顆。
一個嬸子把糖舉到眼前，對著太陽看了半天，驚歎道：“”這糖紙真漂亮，亮閃閃的，俺家丫頭肯定捨不得扔。”旁邊年輕媳婦剝開一顆含在嘴裡道：“”城裡的糖就是不一樣，這糖紙留著給妞妞摺紙鶴正好。”
在樹蔭下玩泥巴的幾個小孩子聽到動靜跑了過來，眼巴巴地望著她的手。
喬紅藥蹲下來，一人手心放了兩顆，一個扎羊角辮的小丫頭剝開糖紙，把糖塞進嘴裡，糖紙卻仔仔細細地撫平了疊好裝進口袋，含含糊糊地說：“真甜，漂亮糖紙也要留著。”
旁邊一個小男孩舉著糖滿場跑，幾個孩子追在他後面，笑聲尖得像一把把小哨子。
一天下來，豐收大隊都知道新來的知青喬紅藥是老胡家的外孫女，見人就笑，兜裡有糖，從村頭髮到村尾。
而喬紅藥拆開的那包糖也只傷了個皮毛，她囤的是5斤裝的大包裝，逛了一天也只下去淺淺一層。
天還沒亮透，大隊部的鐘就敲響了。喬紅藥把最後一口玉米餅塞進嘴裡，拎著竹筐和鐮刀跟著大表哥出了門。姥姥追到院門口往她兜裡又塞了兩個煮雞蛋，說餓了再吃。打穀場上己經站了不少人，男勞力扛著鋤頭和鐵鍬，女勞力挎著竹筐，幾個知青站在人群邊上，陳秀梅端著一個搪瓷缸子在喝熱水，王衛東和趙志剛蹲在地上用樹枝畫格子，李向陽和孫建國還在打哈欠。大隊長站在石磨上念任務分配，唸到喬紅藥的名字時，在“打豬草”後面打了個勾。
“胡小英，王玲玲，喬紅藥，打豬草。”
旁邊幾個年輕媳婦交頭接耳，喬紅藥拎著竹筐跟上打豬草的隊伍，胡小英走在前面帶路，沿著田埂往水溝邊走，邊走邊跟她講哪條溝的豬草最肥、哪個坡上的灰灰菜最多。她認真聽著，時不時點頭應一聲，順手把鐮刀換到另一隻手裡甩了甩手腕。打豬草腰得一首彎著，鐮刀得握得緊，虎口磨久了火辣辣地疼，但比起修水渠和掰玉米棒子，確實輕鬆不少。
豐收大隊一共六個知青，除了喬紅藥和孫建國、李向陽，另外三個都是去年來的。陳秀梅沒去地裡，她揹著藥箱去了衛生所。王衛東和趙志剛各自接了三個工分的輕活，王衛東去農機站給拖拉機加柴油，趙志剛去倉庫整理農具，兩人晃悠悠地走在最後面，一點都不著急。李向陽和孫建國分去修水渠，扛著鋤頭經過喬紅藥身邊，李向陽看了看她手裡的竹筐，說：“”打豬草輕鬆，你撿便宜了。”喬紅藥衝他笑了笑，說：“”那咱倆換換，我去修水渠，你來打豬草。”李向陽一縮脖子，扛著鋤頭跑了。
沒人對她的活兒有意見。打豬草本來就是女知青常分的活，她又是老胡家的外孫女，大隊長照顧一下理所當然。陳秀梅家裡是京城藥廠的，今年剛考下赤腳醫生證，在村衛生所坐診，平時誰家有人頭疼腦熱、下地扭了腰、割草劃了手，都去找她。
王衛東家裡有個親戚在工業局，趙志剛家裡提前打了招呼讓他在鄉下待兩年就回去安排工作，兩人每天只接三工分的活，不閒著就行。
李向陽和孫建國一開始還卯著勁想掙表現，頭兩天修水渠鋤頭揮得虎虎生風，王衛東看不過去，休息的時候遞了兩根旱菸過去，話也遞了過去：“差不多得了，都是京城來的，誰不知道誰。”李向陽不傻，琢磨琢磨就琢磨出了味道，孫建國更不傻，把鋤頭往地上一杵，說那就少乾點。往後幾天，兩人的節奏肉眼可見地慢了下來，到第三天己經能跟著趙志剛蹲倉庫門口卷旱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