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落地的時候，東京在下雨。不大，細細密密的，打在航站樓的玻璃上，順著那些看不見的縫隙往下淌，像有人在外面用指尖輕輕敲著。雫走在前面，我推著行李車跟在後面。她從落地以後就沒怎麼說話，在德國的時候也是，有時在車裡坐了很久才說一句，有時一整天只聽到她說“嗯”或者“走吧”。那些沉默不是冷，是她把要說的話濾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只剩最必要的幾個字才放出來。
“雫。”
“嗯。”
“明天盂蘭盆節。”
“嗯。”
她沒有回頭。我推著車跟在她身後，走出航站樓。雨比在裡面看著大一些，風把雨絲吹斜了，打在臉上涼絲絲的，落在皮膚上像細小的針尖。
“你回去嗎？”我問。
“回哪？”
“老家。”
她終於停下來。站在到達出口的雨棚下面，看著外面灰濛濛的天，看著那些在雨裡排隊等計程車的人。有人的行李箱輪子卡在排水溝的鐵蓋縫隙裡，司機下車幫他抬了一把，兩個人彎腰的時候肩膀上都淋溼了。
“不回。”
她說這兩個字的時候聲音很平，像是在說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我沒有問為什麼。多美子學姐的事我問過一次，她沒有回答，我也沒有再問。她的童年不是那種會讓人想回去的。如果她還有“家”可回，她不會在德國那間地下室裡，對著那些潦草的德文花體說“可我沒看懂”。那幾個字她念出來的聲音沒有懊惱，沒有不甘，只是冷，像一個人在深秋的水邊蹲下來伸手撈水裡的月亮，摸到的是碎掉的光和自己的倒影。
我推著車走到她旁邊。
“那我也不回。”
她轉過頭看著我。我連童年都沒有，更談不上“老家”。那個詞對我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地名，沒有門牌，沒有氣味，沒有在門口等過誰。我從那裡走出來的時候沒有回頭，不是不想，是沒有什麼值得回頭。後來在便利店、居酒屋、工地、倉庫之間輾轉，每一座城市都是另一種形式的候車室。等雨停的公交站臺，等天亮的長椅，等一個可以短暫棲身的零工。然後時間到了，拎起包走人。
“你去哪？”她問。
“不知道。找個地方待著。”
雨棚上的積水落下來，在水泥地上砸出一個個小坑，聲音不大，密密匝匝的，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放了一掛小鞭炮。邊上有一個自動販賣機，綠色的燈管在雨霧裡暈開一圈光，照在她被雨打溼的肩上。
“來我家吧。繪奈也想見你。”
我沒有立刻回答。她的眼神沒有閃躲，也沒有那種”你需要被收留”的憐憫，只是很平靜地發出一個邀請，語氣和她在資料館說“先找八十年代的”沒什麼不同。那些在德國共度的日夜被摺疊進這個簡單的句子裡——一起翻過的舊檔案，一起蹲在地窖裡用手電筒照著那些發黃的字跡。她說過“以後你可以不用一個人”，那不是在表白，是在陳述。她只是想讓我知道，前面有光，不止一個出口。
“……好。”
雫的家在東京郊區，一棟很安靜的一戶建。門口種著一棵枇杷樹，果子已經黃了，沉甸甸地墜在枝頭，有幾顆熟透的從枝頭落下來，摔在泥土上裂開了口子，露出橙黃色的果肉。螞蟻沿著裂縫排成細細的一條線。我們到的時候天快黑了，雫用鑰匙開門，喊了一聲“我回來了”。樓上傳來腳步聲，很快，很輕。繪奈從樓梯上跑下來，穿著居家服，頭髮隨便紮在腦後，發繩是粉色的，有些鬆了，幾縷碎髮貼在脖子上。
“媽媽！”
她抱住雫，雫拍了拍她的背。
“這是南原。媽媽的朋友。”
“南原叔叔好！”
繪奈笑得很自然，嘴角的弧度和雫不太像，但眼睛在笑的時候會微微彎起來，和她媽媽一模一樣。雖說這是她第一次見南原，她之前只是聽媽媽說過他，但她沒有問“你怎麼從來沒提過他要來”，只是笑著喊了一聲叔叔。小孩子對這種事很敏感，哪些人可以靠近，哪些人要離遠一點，他們不用分析，看一眼就知道。
“繪奈，盂蘭盆節你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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