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執行調停者給我的任務。最早是監視。不是監視一個人，是監視一群人。三鄉雫，瀨能名津流，紅音，水琴。那些曾經是肯普法的人，那些退出戰鬥的人，那些以為自己可以過普通日子的人。調停者讓我看著他們，記錄他們的一舉一動，報告他們的行蹤。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監視他們，不知道他想從他們身上得到什麼。我不問。我只需要執行。
二零二二年到二零二三年，我去了很多地方。東京，橫濱，名古屋，大阪。我跟著他們，看著他們。名津流在一家小公司上班，每天早上擠電車，晚上加班到很晚，週末睡到中午。紅音開了一家書店，每天整理書架，進貨，退書，記賬。水琴在一家餐飲公司做廚師長，每天在廚房裡忙來忙去，偶爾和同事出去喝酒。雫在實驗室裡，翻那些德文資料，泡茶，忘了喝，水涼了再燒。我看著他們。他們不知道我在這裡。他們不知道我還活著，不知道我在看他們。我像一個幽靈。我本來就是一個幽靈。
二零二三年，調停者給了我一個任務。不是監視，是清除。去本州，找一個叫南原浩作的人，把他殺了。
我不知道南原浩作是誰，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不知道他為什麼該死。調停者說他是肯普法，說他手裡有重要的資料，說他知道太多不該知道的事。我不問。我只需要執行。我去了本州。那是一個小城市，很安靜，街上人很少。我找到了南原浩作。他住在一間很小的公寓裡，窗簾關著，燈亮著。我蹲在對面樓的樓頂，用望遠鏡看他的窗戶。他坐在桌前，面前攤著一堆資料，有德文的，有日文的，有手寫的，有列印的。他在看，在記，在用紅筆畫線。他不知道有人在看，不知道有人要來殺他。
我蹲在那裡，看了他很久。我應該動手的。調停者說了，殺了他。我沒有。我在樓頂蹲了一整夜，看著他窗前的燈亮著，看著他伏在桌上寫字，看著他站起來倒水，看著他在窗前伸了個懶腰。我想起那些年我在星鐵學院的日子。我也想這樣活著。在一個小城市裡，住一間小公寓，晚上坐在桌前看書、寫字、倒水、伸懶腰。沒有人監視我，沒有人命令我，沒有人要我去殺人。我只是活著，活著就夠了。
第二天，他跟一個女人走了。那個女人開著一輛深灰色的車，停在他樓下，他上了車。我跟著那輛車，一直跟到一片荒地。那裡站著另一個女人。三鄉雫。她帶著手電筒，在調查什麼東西。南原浩作從車上下來，走向她。我蹲在遠處的灌木叢後面，看著他們。雫在問他什麼，他在搖頭。他們說了幾句話，然後雫轉身走了。南原浩作跟在她後面。他們都走了。
我沒有動手。我蹲在灌木叢後面，看著他們的背影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那片荒地的盡頭。風吹過來，把草吹得沙沙響。我站在那裡，手裡握著槍，沒有開。
我放過了他。
天快亮了。我把槍收起來，從荒地離開，走了。我沒有殺他。我放過了他。
回到調停者那裡，我站在他面前。他沒有問我任務完成了嗎，他知道我沒有做。他的臉還是模糊的，但我看到他的眼睛亮了，不是光，是憤怒。
“你沒有殺他。”
“沒有。”
“為什麼？”
“我不想。”
調停者沒有說話。他伸出手，我的手環亮了。不是微弱的光，是刺眼的、灼熱的、像要把我的手腕燒穿的光。我倒在地上，身體蜷起來，手指抓著地面。手環在燒我的皮膚，燒我的骨頭，燒我的神經。我疼得叫不出聲。
“你不想活了？”
調停者的聲音還是平的，冷的，像機器。我趴在地上，喘著氣，眼淚流出來，不是因為難過，是因為疼。
“想。”
“那就聽話。”
他的手放下來，手環的光暗了。我從地上爬起來，手腕上多了一圈燒傷的痕跡，皮膚焦黑，血滲出來。我站在那裡，低著頭，不敢看他。
“你不用再執行任務了。”
調停者的聲音變了。不再是平的，冷的。是另一種聲音。低的，沉的，像從地底下傳上來的。
“你不再需要身體了。你不再需要意識了。你不再需要你自己了。”
他伸出手，按住我的額頭。我的手環亮了。不是刺眼的光，是溫柔的，像母親的手。我的身體開始變輕。我的意識開始模糊。我的記憶開始流失。星鐵學院的走廊，陽光，地板，雫的臉，沙倉的笑，南原浩作的窗燈，亮了一整夜。那些畫面一張一張地消失，像被人從牆上揭下來的照片，揭下來，扔進火裡，燒成灰。
我聽到了一個聲音。不是從外面傳來的，是從我腦子裡面傳來的。和我自己的聲音一模一樣，但不是我在說話。
“葛原綠。你該休息了。我來替你。”
那不是我的聲音。那是另一個人。不，不是人。是調停者。他住進了我的身體，住進了我的手環，住進了我的腦子裡。他把我的意識推到角落裡，像把一件舊衣服塞進櫃子最深處。他自己坐到了駕駛座上。
我還能看到。我看到他睜開眼睛，看到自己的手從地上抬起來，看到手腕上的白色手環在發光。我看到他站起來，活動了一下手指，轉了轉脖子。他低頭看著自己，笑了一下。不是我笑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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