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里夾著一張照片，黑白，邊角已經磨白了。照片上是一個男人，短髮，瘦削，眼睛很亮，穿著一件深色的外套，站在一片田野前面。照片背面寫著一行字，日文的——“我的丈夫，1984年。”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一九八四年。那是我出生的很多年前。
米娜的丈夫。他不是早就死了嗎？偵探告訴過我，米娜的丈夫死了，死於搶劫，在家附近的那條路上，被捅了一刀。米娜趕到醫院的時候，人已經不行了。那是她一輩子最後悔的事——如果他還是肯普法，他就不會死。她花了那麼多年找到的方法，沒有用在他身上。他已經死了。可是這張照片還在。她把它帶在身邊，從德國帶到義大利，從義大利帶到撒丁島。也許她每天晚上都會拿出來看一看，用手指摸摸他的臉。也許她對著照片說話，告訴他她找到了方法，告訴他她做到了，告訴他她把他從系統裡踢出去了。他已經聽不到了。
我把照片翻過來，又看了一遍那行字。“我的丈夫，1984年。”不是“1984年死”，是“1984年”。也許那是他們結婚的年份，也許那是他成為肯普法的年份，也許那是她最後一次見到他的年份。我不知道。
我把照片夾回筆記本里，合上。窗外海面上有船經過，汽笛聲很遠。
我又拿起筆記本，翻到那幅手繪的地圖。不是撒丁島，不是義大利，不是任何一個我認識的地方。島的形狀像一滴眼淚，北邊有一個紅圈，南邊有一個紅圈。旁邊用德文標註著什麼，我看不懂。
我忽然想起那把鑰匙。鐵質的，很小，背面刻著字母“。米娜的鑰匙。它開什麼？開這間小屋的門？開那個木箱子？開那本筆記本？都不是。筆記本是翻開的，木箱子的鎖被砸開了，小屋的門從來不上鎖。它開別的東西。也許是一扇門，也許是另一隻箱子，也許是某個人心裡的鎖。
我把鑰匙從口袋裡拿出來，和筆記本放在一起。鑰匙很舊，齒紋很簡單。我想象米娜年輕的時候，把這把鑰匙攥在手心裡，站在某個門前。她猶豫了很久，才插進去，擰開。門後面是什麼？是答案，還是另一個問題？
我把筆記本和鑰匙一起收進揹包裡。
我還會再來的。
離開撒丁島後的日子裡，我試圖翻譯那本筆記本的內容。我拍了照片，發給我在德國認識的一個人。他是我以前拍戲時認識的翻譯，德語很好，也懂一些古德語。沒過幾天，他發來一封長長的郵件。
“沙倉小姐，這本筆記本的內容很零碎，很多地方看不太懂。我只能把我認出來的部分翻譯給你。”
他列出了一些條目：控制點，石像，內臟玩偶，錨點，系統邊界。還有幾個地名——德國南部的某個小鎮，奧地利西部的某個山谷，義大利中部的某個村莊，撒丁島。筆記本里反覆出現一個詞——“Schlüssel”。鑰匙。還有“vergiftet”——中毒。
“筆記本里還記錄了一些日期。最早的是一九七幾年，最晚的是二〇〇三年。二〇〇三年之後，就沒有再記錄了。作者似乎在那裡停下了。”
一九八四年。照片背面的日期。我盯著那行字。米娜寫“我的丈夫，1984年”。那不是結婚年份，不是他成為肯普法的年份。那是他離開她的年份。
我翻出偵探查到的資料。米娜的丈夫死於搶劫，時間是二〇〇〇年以後。不是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四年是別的什麼。也許是他成為肯普法的年份，也許是她找到第一個控制點的年份，也許是她第一次在牆上刻下“鑰匙在石頭裡”的年份。我不知道。
我把筆記本放回揹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