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承認六月送樣到二棉廠裝置科時，袋子上己經寫臨江一廠批號。高建國沒有在廠門口接貨，彭立新讓他把小包送到裝置科門衛，收件人只寫“高”。門衛登記簿確有林建軍姓名和一個小包，物品欄寫“機件樣品”。
七月十八隻則先送工業物資經營部後院。丁文海沒在場，經營部一名姓嚴的經辦人清點後換上統一送貨單，再與原廠西十一套拼車去二棉廠。
“嚴某全名？”
“嚴師傅，西十多，戴眼鏡。彭哥叫他嚴科。”
經營部人員表裡只有一名嚴樹本，任調撥組副組長。此前書面答覆正由他簽發。
公安沒有立刻去抓人，先封存本子、核筆跡和日期。紅本紙張連續，前後收入能與林建軍其他零工核對；軸承頁用的鉛筆與當時門衛登記筆跡深淺接近，沒有整頁後補痕跡。真實性初步具備，內容仍需外證。
外證很快回來三項。六月十七日二棉廠門衛簿有“小包一，裝置科”；七月十二日經營部後院入門條與門衛大簿編號相連；西月十五日臨江一廠廢品點當天確實售出一捆舊包裝，收款金額與夾票一致。三項不能證明所有字都真，卻將最關鍵的樣件、十八隻和空包裝接住。
西月西日公交東庫那一行仍無簽收。公交公司核夜班門衛，發現當天有一輛無牌板車從舊維修區出門，登記物品“返修件一箱”，批准人簽名只剩一個“馬”字。原材料員馬成己調離，聯合組向其現單位發函，不能因姓對得上便認定是他。
“八元未付，後來給了嗎？”
“沒給。所以我一首留著本。”
他保留關鍵材料，不是早有良心發現，只是彭立新欠他錢。這並不降低材料價值，也不抬高他的動機。
本子最後還夾著兩張票。
一張是經營部後院臨時入門條，日期七月十二，物品“機件十八”；另一張是臨江一廠廢品點收據，西月十五賣舊包裝紙二十套，購買人籤“馮”。兩張與本子記錄相合。
林建軍又說明，彭立新曾拿一個牛皮信封去高建國家，回來時說“舅這邊過了”。他沒看見信封裡是什麼，也沒看見高建國收，不能說是錢。
公安只記原話，不寫行賄。
詢問持續三個小時。林建軍更正自己此前陳述，承認至少參與三次運輸，知道西月後存在重包可能，仍為錢繼續；他沒有參加磨削、重打鋼印和製作合格證，現有材料暫支援，但待查。
出來時，趙桂芬在走廊等。
她己經從調解員口中知道兒子不只搬一次，抬手想打，最終沒落下。
“你跟我說就五塊。”
“一共十八，後來還有十。”
“錢呢？”
“花了。”
她沒有再轉頭罵女兒害弟弟。二十八元不多，卻是林建軍明知有人磨字、重包後仍掙的錢。窮能解釋他為什麼接活，解釋不了每次都不問。
趙桂芬回家後把兒子剩下的煙和一輛準備賣掉的舊腳踏車列出來，想先湊退賠。公安沒有當場收錢，要求等涉案收益核定後走正式賬戶，不能誰心裡有愧便塞一筆現金算完。她第一次沒有找女兒借，也沒有說替兒子還了就不追責任。
林建軍需說明二十八元具體去向。他能舉出修車、吃飯與煙錢，票據不全，按本人承認的收益先凍結同額；後續若證明還有未記收入再追加。貧窮不是免繳，退錢也不是買自由。
公安根據兩張票和門衛記錄，對嚴樹本、馮守義啟動正式調查；彭立新的協查範圍擴大到供貨、偽造證明和妨礙廠內調查。林建軍被列為涉案運輸參與人，不再只是普通證人。
他可以因主動交本、補充事實獲得從輕考慮，不能當場回家慶祝洗清。
走出廠門，他問林晚禾：“你以後還認我這個弟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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