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講氣行則血行，血行則肌得養。氣為血帥，血為氣母。
胸中的陽氣就是推動血液執行的根本動力。孟知行現在的問題是胸陽不振——陽氣不足，推動無力，血液執行遲緩。血行遲緩則區域性心肌得不到充足的濡養，收縮力自然下降，就像一塊地得不到充足的灌溉，莊稼自然會蔫。
再加上痰瘀阻絡，痰溼和瘀血堵在心脈的細小分支裡，氣血被堵在半路上無法到達目的地，那些本該被濡養的心肌細胞正處於飢餓狀態。
但只要把陽氣通開、把經絡打通，用瓜蔞薤白劑通陽散結，用丹參飲合失笑散活血化瘀，氣血重新灌注到那片缺血的心肌上，心肌細胞有了充足的氧氣和營養供應，收縮力自然會恢復，膨出也會隨之改善。這不是‘逆轉瘢痕’，是把尚未形成瘢痕的缺血心肌挽救回來。”
周世安沉默了片刻。他把手從白大褂口袋裡抽出來，拿起床頭櫃上的會診報告重新翻了一遍，找到了心臟超聲那兩頁。
他的目光在“室壁運動異常”和“室壁瘤形成趨勢”兩行字之間來回掃了幾次，眉頭微微皺起。他心裡有一個聲音在說——這個人說的“沒有瘢痕”在病理學上成立。室壁瘤形成趨勢和已形成的室壁瘤在組織學層面確實有本質區別：前者是頓抑心肌或冬眠心肌，後者是不可逆的纖維化。
如果那片心肌確實只是缺血而非壞死，恢復血供之後收縮功能確實有可能恢復。但即便如此，中藥能不能做到這一點，仍舊沒有任何他可以認可的循證依據。
他把報告放回原處，推了推眼鏡，看向劉易。這一次他的目光已經不再是之前那種居高臨下的嘲諷，而是一個從業十五年的心外科醫生在面對一個無法用現有知識框架解釋的命題時，本能產生的審慎和戒備。
“你剛才說的這些——胸陽不振、痰瘀阻絡——在中醫理論框架裡是說得通的，我承認你對中醫經典確實下過功夫，不是那種只會背幾個方名就出來忽悠人的愛好者。
但從我們西醫的角度來看，問題不在辨證，在療效的驗證。中藥湯劑的有效成分是什麼？瓜蔞裡的三萜皂苷？薤白裡的硫化物？丹參裡的丹參酮？這些化學成分確實在實驗室裡顯示出一定的抗氧化、抗炎、擴張血管的作用，但體外實驗和體內臨床療效之間還隔著巨大的鴻溝——這些成分的藥代動力學引數是什麼？
吸收率、半衰期、代謝途徑、組織分佈濃度、藥物相互作用——這些問題沒有一個能在目前的研究水平上得到完整回答。
就算你的辨證是對的，中藥能不能起效、能起多少效，在多少時間範圍內起效，仍舊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循證依據。在這種情況下，你讓患者放棄一個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手術，轉而選擇中藥，你考慮過風險嗎？萬一中藥無效，室壁瘤繼續進展，錯過了最佳手術視窗期，到時候再手術風險更高、預後更差——這個後果你擔得起嗎？”
“您這個問題很公平。我先回答最後一個——萬一中藥無效，室壁瘤繼續進展，後果我擔不擔得起。這個風險不是由我來擔，是由孟知行和他的家人來擔。
我不能替他做決定，更不會替他擔風險，我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治療思路，把這種思路的理論依據、適用條件、可能的療效和不確定因素都擺在患者和家屬面前，最終的選擇權在他和他媽媽手裡。
任何醫療決策，無論是手術還是中藥，都應該是患者和家屬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出的，而不是被任何一個醫生單方面替他們決定。”
“但我必須指出的是，您所建議的手術方案同樣存在風險。您提到手術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這個資料來自貴院過去十幾年的大樣本統計，我相信這個資料是真實的。但成功率不等於零風險，手術本身在根本上伴隨著麻醉意外、術中出血、術後感染、移植血管再狹窄等一系列不可完全排除的風險。
術後患者需要長期服用抗凝藥、降脂藥、β受體阻滯劑等多種藥物，這些藥物的肝腎毒性和代謝副作用在長期服藥過程中會持續累積。更重要的是，室壁瘤切除術切除的是壞死變薄的心肌組織，切除之後需要用補片修補——這意味著心臟的結構被永久改變了。
補片材料本身沒有收縮功能，它只是一個被動的結構性支撐物。
術前那些缺血但尚未壞死的心肌細胞，如果在切除過程中被一併切掉，就永遠失去了恢復的機會。切除壞死組織的同時必然會將邊緣部分缺血但尚有活力的心肌一併切除，這是手術刀無法避免的附帶損傷。
中醫的思路是逆轉這些缺血心肌的功能，手術的思路是切除它們——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正規化。”
“至於您說的中藥有效成分不明確、作用靶點不明確、藥代動力學引數不明確——這些問題不是中藥本身沒有，而是目前的研究手段還沒有能力全部測出來。
一味中藥裡含有幾十種甚至上百種活性化合物，這些化合物有些是脂溶性的，有些是水溶性的，有些需要在高溫煎煮過程中與其他化合物發生反應才能生成具有藥理活性的新物質。
十幾味藥組成的複方在共煎過程中產生的複合物更是呈指數級增長——這些化合物在人體內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形成一個多靶點、多層次的調控網路。目前最先進的代謝組學和網路藥理學也只能解釋其中極小一部分。
這不是中藥沒有科學依據，是目前的分析技術還追不上中藥的複雜程度。科學史上有太多例子——在顯微鏡發明之前，細菌的存在沒有科學依據；在心電圖發明之前，心臟的電活動沒有科學依據；在分子生物學成熟之前，基因的存在也沒有科學依據。中藥複方的複雜機制，可能只是下一個有待被新正規化開啟的認知領域。”
“至於您說的循證依據——我可以給您提供一個案例。孟知行在操場上的心臟驟停，急救車到達之前呼吸停止、脈搏摸不到、面色灰白、嘴唇發紫。王建民醫生在院前急救記錄裡寫得很清楚——急救車到達現場時患者已恢復自主呼吸，嘴唇顏色從紫紺轉為暗紅，這個變化發生在救護車到達之前、除顫實施之前。
導致這個變化的干預措施是我的針刺——內關、郄門、膻中，心脈雙開。王建民醫生在術後當著多位醫護人員和家屬的面確認——院前針刺為他爭取了寶貴的搶救視窗期，降低了心肌損傷程度。這就是臨床證據。
它不是隨機雙盲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但它是真實世界裡的因果關係鏈條。干預措施A導致了臨床結果B的發生，這個因果關係排除了混淆因素——因為當時在場的除了我就是體育老師在做心肺復甦，而心肺復甦按了那麼多下他嘴唇的顏色沒有任何變化，我扎完針之後不到兩分鐘他開始恢復自主呼吸。這個時間序列、這個體徵變化，就是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