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籤委託書時，江婉宜要求刪掉“以解除婚姻關係為首要目標”。
唐舒沒有落筆。“那你的首要目標是什麼？”
病房裡只剩她們兩人。江婉宜卸掉了週年慶的妝，臉色比床單還淡。她看著窗邊那張空椅子，像在判斷唐舒能不能承受完整答案。
“恢復投票權。”
“孩子呢？”
“也要。”
“離婚呢？”
“如果程維鈞不再替我簽字，可以談。”
唐舒合上筆。客戶第一次說不要錢只要孩子時，她幾乎相信那是全部。現在才看清，江婉宜想帶走的不只有孩子，還有董事會里被父親收回的椅子。
“你擔心我覺得母親不該有野心？”江婉宜問。
“我擔心你拿孩子給野心做人質。”
“男人爭繼承權時，沒人問他愛不愛孩子。”
“我會問。”
江婉宜笑了，笑意裡有疲憊，也有被戳中的惱火。
唐舒重新寫下目標順序：先恢復本人的醫療決定權；孩子照護接受獨立評估；婚姻和董事席位分別談，不用一項交換另一項。
“這樣會很慢。”江婉宜說。
“也會讓你少贏一點。”
“你不是最會贏嗎？”
“我最會讓客戶知道贏的是什麼。”
門在這時開啟。程維鈞拿來一份江婉宜親手簽過的臨時照護安排。日期在孩子出生後不久，她同意由丈夫和保姆承擔主要照護，自己暫時離開住宅接受治療。
“你說所有安排都是我趁你睡著籤的。”他說。
江婉宜的手停在被面上。
“這份是我籤的。”
“你還寫過暫時不想見孩子。”
“我那時一天睡不到兩個小時，聽見他哭就想從窗戶跳出去。”
“我知道。所以我找醫生、找你父親、把能用的人都叫來了。”
“然後你們把我最糟的一個月寫成了餘生。”
程維鈞沒能反駁。他救過她，也把那次求助變成長期控制的理由。兩件事同時成立，令誰都無法乾淨地站到正義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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