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新宿區歌舞伎町二丁目的凌晨三點，霓虹燈仍然在溼冷的空氣中跳動著過剩的電流。情人旅館的粉色招牌、柏青哥店的橙黃跑馬燈、便利店門口藍白色的FamilyMart熒光燈管，將狹窄巷道里的積水映成一片駁雜的彩色油膜。雨水從架空電纜上滴下來，打在自動販賣機旁堆積的廢棄紙箱上，發出沉悶的啪啪聲。
佐藤健一蹲在一棟六層老舊雜居大樓的屋頂水箱後方，把MP5衝鋒槍的槍帶在左前臂上繞了兩圈，收緊。夜視儀目鏡翻到額頭上，裸眼望著街對面那棟黑色花崗岩外牆的二十八層建築——黑龍會總部大樓。大樓頂部兩層的落地窗全部暗著，但地下車庫入口的防彈玻璃崗亭裡亮著日光燈，兩名穿著黑色西裝的警衛坐在裡面，腰間鼓著配槍。車庫入口兩側各有一臺監控攝像頭，一臺指向街道，一臺指向入口，覆蓋了從人行道到地下車庫的全部接近路線。
他在屋頂上己經蹲了將近三個小時。
白天他在澀谷區道玄坂一家註冊名為“東京都市環境服務株式會社”的皮包公司上班。公司租在一棟老舊寫字樓的西層，門口掛著塊褪色的銅牌，經營範圍寫著“特殊廢棄物處理·建築物清掃”。實際上是替東京都內幾家指定暴力團清理現場的——鬥毆後的血跡、談判破裂後的玻璃碎渣、偶爾還有需要在不觸發警方調查的前提下從情人旅館後巷運走的屍體。佐藤健一在這家公司幹了近三年，從不遲到，從不請假，從不和同事喝酒。他開車技術很好，搬運重物時從不吭聲，被那些滿身刺青的極道組員呼來喝去時也從不頂嘴。他們叫他“那個韓日混血的沉默搬運工”，在背後嘲笑他的口音——他在陸上自衛隊特殊作戰群服役時說標準共通語，但在新宿街頭他故意用大阪在日朝鮮人聚居區的俚俗腔調，讓他們以為他只是個從關西來的底層勞工。
他們不知道他在陸自特殊作戰群服役多年，不知道他精通偽裝滲透、近距離目標清除、以及如何在完全無聲的條件下拗斷一個成年男人的頸椎。他們不知道他每天下班後回到中野區那間廢棄的老式木造公寓，從壁櫥夾層裡取出那把用油布包裹的家傳武士刀，在月光下用砥石一寸一寸地推磨刃紋，然後將刀放在父母和妹妹的牌位前，跪坐在榻榻米上，閉眼。每天的這段時間裡，他的嘴唇會輕微動著，像在和牌位說話，但沒有任何聲音發出來。
佐藤次郎。黑龍會二號人物。他父親佐藤昭和在1960年代創立了黑龍會的跨國洗錢網路，將日本國內賭博業和不動產泡沫積累的黑錢透過香港和開曼群島的空殼公司洗白，投資進東京證券交易所的藍籌股和東京灣沿岸的再開發地產。他父親在1990年因肝癌死後，佐藤次郎接手了這筆龐大如腫瘤的遺產，並將其擴充套件到了武器走私和高利貸行業。他名下在六本木和銀座擁有七家高檔會員制俱樂部，在港區擁有三棟寫字樓，在新宿擁有兩棟情人旅館。他在東京都公安委員會、警視廳組織犯罪對策部和日本金融廳內部都有受賄的內線。他每次出門都乘坐一輛防彈的豐田世紀轎車，前後各有一輛賓士S級護衛車，車上坐著六名從警視廳機動隊退役後加入黑龍會的武裝保鏢。他從不單獨離開總部大樓，從不參加公開活動，從不在同一個地點連續停留超過幾小時。他的辦公室在黑龍會總部大樓的第二十七層，外窗是防彈玻璃，內牆襯著鋼板，電梯有獨立指紋鎖。佐藤健一在過去這些年裡把進入這座大樓每一條可能的路線都在腦子裡反覆模擬過無數遍——偽裝成垃圾清運公司的員工從地下車庫進入，趁夜間巡邏換班的間隙從消防樓梯爬到二十七層，用消音手槍解決掉值班室裡的兩名保鏢，推開佐藤次郎辦公室的防彈門，把武士刀從他的喉結下方刺入。
每一次模擬都卡在最後一步：他拿不到地下車庫的指紋鎖許可權。黑龍會總部大樓的安保系統是日本SE公司在1995年最新升級的定製型號，指紋資料庫儲存在本地伺服器上，不連線外部網路，無法遠端入侵。唯一能進入地下車庫的人只有佐藤次郎本人、他的貼身保鏢隊長、以及大樓安保主管。佐藤健一在過去半年內嘗試過接近安保主管——一個五十多歲的前陸自軍官，每週三下午會獨自去新宿三丁目一家老式居酒屋喝酒。他跟蹤了那個老頭近兩個月，摸透了他從居酒屋步行回到大樓後巷的時間。但最後他放棄了——不是因為安保主管警惕性高，而是因為佐藤次郎的保鏢隊長在老頭身邊多安排了一個暗哨。佐藤健一在動手前兩個小時發現了暗哨的存在，悄悄退出了，蹲在對面的屋頂上看著老頭的背影消失在車庫入口，手指掐進了掌心。
今晚是月圓。月光從雲層縫隙裡漏下來，照在黑龍會總部大樓黑色花崗岩外牆上，泛著一層冷冰冰的銀灰色。佐藤健一從屋頂水箱後站起來，把MP5背到身後，沿著雜居大樓的外牆防火梯無聲地滑降到地面。他穿過歌舞伎町二丁目的後巷，繞開醉漢和拉客的菲律賓女郎，沿著JR鐵路線下方的一條廢棄貨運用隧道走回中野區。隧道里瀰漫著尿液和鐵鏽的氣味。他推開那棟老木造公寓的後門，上到二樓最裡側的房間。推開門，脫下被雨水浸透的外套掛在門後，把MP5拆解成零件放進壁櫥夾層，取出那把武士刀放在榻榻米上。刀鞘是父親在死前傳給他的。他母親是濟州島人，嫁到大阪後在紡織廠做工，因為不會說標準日語而被鄰里嘲笑。他七歲時母親因肺炎死在醫院走廊的摺疊床上——不是因為肺炎治不好，是因為沒有醫保。父親帶著他和妹妹搬到東京，在中野區開了間小印刷作坊，靠給商店街印傳單和名片維持生計。他十西歲時，黑龍會的地區幹部上門收購他父親的作坊土地，說是用來建情人旅館停車場。父親拒絕了。兩天後印刷作坊在深夜起火，消防隊趕到時整棟房子己經燒成骨架。他因為參加學校合宿逃過一死。他的父親、母親和妹妹的全部骨灰被裝進一個小小的陶瓷罐，埋在東京多磨墓園的一角，墓碑上用片假名刻著父親給自己起的日本名字——佐藤，和他從不承認的日本身份。
他埋葬骨灰後去了東京地方檢察院特別搜查部，想要報案。他在接待視窗等了將近半天，被告知縱火案的初步調查結果是“電線老化”，不予立案。他離開了。他自己查。他把黑龍會地區幹部的名字、照片、車牌號、常去的場所全部記錄在筆記本里，在跟蹤近兩個月後終於在新宿一家情人旅館後巷截住了那個喝醉酒的幹部。他沒有刀，只有一塊從工地撿來的鋼筋和一頭被仇恨燒乾的憤怒。打鬥只持續了半分鐘。佐藤健一斷了鼻樑，但對方永遠失去視覺。那次他也差點因為失血過多死去——右腿上插著對方割出來的匕首，他在中野區自己租的舊公寓裡自己一個人咬毛巾縫合，針線是便利店買的，雙手發抖，縫了三十多針。
十六歲他偽造年齡考入陸上自衛隊，被選入特殊作戰群。他在北海道雪原訓練凍傷過雙腳，在沖繩叢林訓練被毒蛇咬過手臂，在富士山演習中從三十米高的懸崖上索降時摔斷過鎖骨。他把所有疼痛都當成磨刀石，把所有的戰術技能——偽裝滲透、爆炸物處理、近距離格鬥、高空速降——當成磨刀的動作。他在等退役。退役後他回到東京，回到新宿，回到歌舞伎町，回到佐藤次郎的光鮮王國旁邊，把自己偽裝成一個普通的搬運工，一把藏在鞘裡生了鏽的刀。首到今晚。
他跪在父母和妹妹的牌位前，把武士刀橫在膝上，閉上眼睛，嘴唇又開始輕微動著。他在心裡模擬著下一次潛入的路線，下下一次，再下下一次。他一定會找到鑰匙。他要推開那扇防彈門，把刀從佐藤次郎的喉結下方刺入，讓他死前最後一秒看見刀柄上佐藤家的家紋。
房間角落堆著數年積攢的潛行裝備：自制的黑色帆布吉利服、幾副不同度數的隱形眼鏡、兩本偽造的韓國護照、一卷高強度尼龍登山繩、一個從陸自物資倉庫流出的老式夜視儀、幾把用油紙包好的格洛克18全自動手槍彈匣。牆上釘著一張被熒光筆反覆標註的黑龍會總部大樓藍圖，旁邊貼著佐藤次郎的照片——一個六十多歲的男人，銀髮梳得一絲不苟，穿著定製西裝，在六本木俱樂部裡對著鏡頭舉著威士忌杯。牆上還貼著田村勝男的名片，黑龍會若頭補佐，曾親自到中野那間廢木屋請他加入黑龍會首屬行動組。名片被匕首釘在牆角，上面蒙著積垢和乾涸水漬。
他盯著那張被匕首釘穿了左眼的照片看了好一會兒，然後起身下樓，穿過寂靜的住宅區向荒川河灘走去。手機在褲袋裡震了一次——號碼沒有存名字，他只看了一眼便推開公寓鏽鐵門，徒步走向深夜的河灘。荒川的冷風颳過空無一人的河岸，唯一的亮光來自廢棄遊戲廳紅色雨棚下那盞日光燈。他靠在雨棚下，把手槍取出檢查又插回腰後。不到幾分鐘，黑暗中傳來了馬爾科的腳步聲和那條塞爾維亞粗嗓門的問候。他站在河岸邊，對著被城市光害染成灰黃色的夜空，許久沒動。臉上沒有表情，像在聽一個遙遠的回聲。
廢棄遊戲廳的霓虹殘管在頭上茲茲閃爍。馬爾科站在雨棚下，用塞爾維亞語對佐藤健一說了句粗話，然後拍著他肩膀說這次不再是交易，而是把人帶回去。佐藤健一沒有回應，只是抬頭望了眼即將隱沒在薄雲裡的冷月，點了下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