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硯第一次見到那個郵差，是在驚蟄剛過的梅雨季。
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發亮，巷口的老槐樹把影子浸在積水裡，像幅洇開的水墨畫。她抱著剛收的素描本往回走，帆布鞋踩過水窪時，聽見身後傳來腳踏車鈴鐺的輕響。
“姑娘，麻煩讓讓。”
聲音像被雨水洗過的瓷片，清潤裡帶著點沙啞。林硯側身時，看見那輛墨綠色的二八大槓腳踏車，車後座的帆布郵包鼓鼓囊囊，邊角磨得發白。郵差穿著藏青色制服，帽簷壓得很低，露出的下頜線繃得很緊，像是用碳條勾勒過的輪廓。
他沒抬頭，只在經過她身邊時，車鈴又叮噹地響了一聲。
後來林硯總在週三下午遇見他。她在畫室畫到夕陽把窗框拓在畫布上，收拾東西出門，總能在巷口撞見那抹藏青。有時他在給雜貨鋪的阿婆遞報紙，手指骨節分明，捏著牛皮紙信封的動作很輕；有時他正低頭調腳踏車鏈條，陽光透過樹葉落在他脖頸的汗珠上，像撒了把碎金。
“今天有我的信嗎？”她終於在某個放晴的午後開口。其實她知道沒有，這棟老樓裡的住戶大多搬去了新區，郵筒早就成了擺設。
郵差抬了頭。他的眼睛很深，像雨後沒散盡的霧。“沒有，林小姐。”他說，語氣平淡得像在唸地址，“不過巷尾的月季開了，你畫嗎？”
林硯愣住了。她確實在畫那叢月季，粉白的花瓣總被雨水打蔫，她蹲在花壇邊畫了三個下午。原來他注意到了。
那天他們站在郵筒旁說了會兒話。她知道了他叫沈硯，和她只差一個字；知道了他每天要騎四十公里路，從老城到新區，再繞回這片快拆遷的巷弄；知道了他制服口袋裡總裝著薄荷糖，因為騎車時風灌進喉嚨會疼。
“你為什麼總來這裡？”林硯問。老住戶走了大半，剩下的人也習慣了用手機聯絡。
沈硯低頭踢了踢腳下的石子，“我爺爺以前住這棟樓，”他抬手指了指林硯住的二樓，“三單元，靠窗的那間。”
林硯猛地回頭。她住的正是三單元，靠窗的房間原先是儲物間，她租下來當畫室，牆上還留著模糊的鉛筆印，像是小孩子畫的歪歪扭扭的太陽。
“那你……”
“他去年走了。”沈硯打斷她，從口袋裡摸出顆薄荷糖，剝開糖紙遞過來，“橘子味的，你畫畫時可以提神。”
薄荷糖在舌尖化開時，林硯看見他制服袖口彆著塊褪色的布條，藍底白紋，像是某種舊徽章。她想問那是什麼，卻看見他已經跨上腳踏車，車鈴叮噹響著，拐進了下一條巷子。
入夏後雨水多了起來。林硯在畫室畫一幅雨夜的巷景，墨色的雲壓在屋頂上，路燈的光暈裡飄著雨絲。畫到一半，聽見樓下傳來腳踏車摔倒的聲音。
她衝下樓時，沈硯正扶著車後座站起來，褲腿卷著泥，膝蓋滲出血跡。郵包摔在地上，裡面的信件散了一地，被雨水打溼了邊角。
“你沒事吧？”她跑過去撿信，手指觸到信紙時，發現有封信的收信人寫著“林硯”，寄信地址是本市的療養院，郵戳是上週的。
“這是……”
“今天剛收到的，”沈硯把腳踏車扶起來，聲音有點悶，“可能是雨水打溼了地址，差點送錯。”
林硯捏著那封信，指腹摸到信封上凹凸的字跡，忽然想起三個月前，她給療養院的外婆寫過信。外婆得了阿爾茨海默症，認不出人了，卻還認得字。
那天她把沈硯拉上樓處理傷口。他坐在畫室的木凳上，膝蓋搭著她的白毛巾，她蹲在他面前塗碘伏，聞到他身上淡淡的雨水味，混著薄荷糖的清苦。
“你爺爺以前是做什麼的？”她盯著他膝蓋上的疤痕，舊傷疊著新傷，像片錯亂的地圖。
“他是郵差，”沈硯的聲音很輕，“跟我一樣。”他指了指牆上的鉛筆印，“那是我畫的，六歲時，爺爺說郵差要朝著太陽走，才不會迷路。”
林硯順著他的目光看去，那些歪扭扭的太陽旁邊，還有個小小的腳踏車圖案，車把上畫著個圓圈，大概是鈴鐺。
“這個徽章，”她終於問起他袖口的布條，“是你爺爺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