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一眼窗外，今夜沒有月亮，只有層雲壓著夜空，遠處新宿的霓虹燈把雲染成曖昧的粉紫色。但她說了“月色很好”，我就跟著點頭。
“是的，很好。”
她從門縫裡遞出一隻茶杯，青瓷的，裡面有半杯涼了的茶。我接了。
“這是四十三年前的茶，”她說，“一直捨不得倒。”
我捧著那隻杯子，像捧著一捧灰。
那天夜裡我們隔著那扇門說話。我坐在地上，背靠著我的門，面對著她的門，中間隔著兩尺寬的走廊。她大概也坐在門後，因為聲音近得像在耳邊。
“他叫周明遠，”她說，“從上海來。昭和二十年春天，他敲我的門，問我有沒有吃的。那時候東京什麼都沒有，我給了他一碗粥，他哭了。”
“後來呢？”
“後來他幫我修了屋頂，”她的聲音慢慢盪開來，像水波，“下雨不再漏水了。他還會彈口琴，吹中國的歌，我不懂歌詞，但調子很憂傷。他說他在等船，等船來了就回家。”
“船沒有來。”
“船沒有來。”她重複了一遍，語氣平靜，“昭和二十一年冬天，他病了，肺炎。那時候沒有藥，沒有醫生。他走的那天東京下雪了，很大的雪，他說他看見船了，在雪裡。”
我閉上眼，看見雪。看見一個青年躺在異國的榻榻米上，窗外是陌生城市的雪，他微笑地伸出手，去握一片不會停下的白。
“他葬在哪兒？”
“他沒有葬在哪兒。”她的聲音低了下去，“那時候……那時候的東京，很多人沒有墓碑。我把他留在心裡了，林君，我把他留在這裡。”她頓了頓，說，“每年他的忌日，我都會泡一杯茶，放在窗臺上。中國的茶，龍井，我託人去橫濱中華街買的。四十三年來，每個冬天都買一包，泡一杯，放在那裡，等它涼了，再倒掉。”
走廊裡很靜。我的呼吸聲輕得怕驚動什麼。
“您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睡著了。
“因為，”她說，“明天我要去一個地方。很遠。可能不會再回來了。”
我心頭一緊：“去哪兒？”
“去見他。”她的聲音帶著一種塵埃落定的安詳，“這麼多年了，我一直在等他來接我。現在我可以去找他了。”
第二天一早，佐佐木和子的門開著。房間很空，榻榻米上只有一床疊得整整齊齊的被褥，和窗臺上那杯涼透了的茶。茶湯已經變暗，像陳年的琥珀。我走進去，這是三年來我第一次踏進這個房間。空氣裡有線香和舊棉絮的味道，牆上掛著一幅小像——是那個青年的照片，放大了，裝裱在黑框裡。他依然在笑，身後的廢墟依然沉默。
窗外的東京晴空萬里。天邊有一線雲，像遠去的船的輪廓。
我拿起那杯茶，走到窗邊。冬日的陽光照進來，暖洋洋的，把茶湯照得金黃。我舉起杯子，對著天邊那朵雲，輕輕地說：
“一路順風。”
然後我把茶倒進了陽臺的花盆裡。土吸收了茶汁，變成深褐色的，像淚痕乾涸之後的樣子。
田中太太后來告訴我，佐佐木和子那天清晨穿了最正式的和服，銀灰色的，提著一隻小小的藤箱，像要出遠門的樣子，慢慢走出了巷子。“我問她去哪兒，”田中太太說，“她回頭對我笑了笑，說‘去赴一個約’。那笑容啊，我認識她二十年，從沒見過她那樣笑過。”
她再也沒有回來。
春天來的時候，我搬走了。臨走前把公寓打掃乾淨，在窗臺上放了一包龍井茶，和一張便籤：“茶泡好了，涼了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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