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打在老屋的鐵皮屋簷上，發出密集而沉悶的響聲。陳嶼蹲在閣樓角落，手指撥開一沓舊報紙，灰塵揚起來，在漏進來的光柱裡緩慢翻騰。他摸到一個硬皮本子，邊角已經卷翹，封面是墨綠色的，像極了母親年輕時最常穿的那件絨布外套。
他吹了吹，灰塵散開，露出燙金的字跡。是母親的日記。1986年到1989年。
父親去世後的第三個月，陳嶼終於鼓起勇氣整理這些舊物。他在城裡做程式設計師，每年清明回來一趟，匆匆住兩晚就走。今年不一樣，他辭了職，公司裁員，三十四歲的年紀卡在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走的時候人事部的小姑娘遞給他一個紙箱，說陳哥，前程似錦。他笑了笑，紙箱塞進後備箱，一路開回這座東南沿海的小縣城。
雨沒有要停的意思。他翻開日記的第一頁，泛黃的紙上，藍色鋼筆字跡娟秀而用力。
“四月十七日。又下雨了。今天他去鎮上取信，我在門口等了三個鐘頭。沒有我的。郵差老周說，下週再等等。我看見他腳踏車後座上捆著厚厚一沓信，都是別人的。”
陳嶼的母親叫林秀枝，鎮上小學的語文老師。她十八歲師範畢業回到家鄉，二十歲嫁給了在供銷社當會計的父親。在陳嶼的記憶裡，母親永遠安靜，永遠帶著一點若有若無的悵然。她會在黃昏時站在陽臺上，望著巷口的方向，像是在等什麼人。
“四月二十三日。他今天帶了兩個橘子給我。供銷社進了一批南豐蜜橘，他悄悄留了幾個。我說甜，他就笑。他笑起來眼角有皺紋了，三十歲的人，看著比實際老。其實我知道他為什麼對我好。他覺得我嫁給他委屈了。”
陳嶼的指尖在紙面上輕輕摩挲，母親的字跡在寫到父親時變得有些猶豫，筆畫間停頓的痕跡很明顯。他從來沒有想過，父母的婚姻裡藏著這樣的故事。
窗外雨聲漸急，閣樓裡瀰漫著樟木箱和舊紙張的氣息。他又翻了一頁。
“五月二日。他又去鎮上了。我跟他說我去買針線，其實我站在供銷社二樓的窗戶後面看他。他騎車的樣子很認真，背挺得直直的，風把他白襯衫吹起來。郵差今天往我們巷子裡送了三封信，我聽見腳踏車鈴聲叮叮噹噹響，心就提起來。還是沒有。”
日記很薄，一年的內容也只寫了大半本。陳嶼翻到第二年的部分，母親的字明顯潦草了些。
“三月六日。老周退休了，換了個年輕郵差。這個新來的不認識我，每天經過巷口時按兩下鈴，信往門縫裡一塞就走。我追出去問過幾次，他說沒有沒有，全是些匯款單和廣告。我站在巷口看他騎遠，藍制服的後背漸漸變小，消失在拐角。”
陳嶼突然想起自己小時候。七歲那年，他發高燒，母親揹著他走了五里地去鎮衛生院。他伏在母親背上，燒得迷迷糊糊，聽見她急促的喘息，還有腳踏車鈴聲從後面追上來。是父親。父親從供銷社借了輛三輪車，把他們娘倆拉到醫院。那天晚上母親守在他床邊，給他念故事書，念著念著聲音就低下去。他睜開眼，看見母親望向窗外，月光照著她的側臉，眼角有一滴水光。
他不確定那是眼淚，還是汗水。
“六月十一日。今天在菜市場碰見老周。他提著竹籃買豆腐，看見我就笑，說秀枝啊，還在等信呢？我說不等了，早不等了。他說那就好那就好，人這一輩子，有些信寄丟了就是寄丟了，找不回來的。我問他當年有沒有一封從省城寄來的信，藍色的信封，上面貼著一枚梅花郵票。他想了很久，說記不得了，一天經手幾百封信呢。”
陳嶼的手指停在“藍色的信封”這幾個字上。他記得母親的書桌抽屜裡，曾經有過一枚梅花郵票，壓在玻璃板下面，顏色都褪成了淺粉。他小時候問過母親這是什麼，母親說是一個朋友送的。後來搬家，玻璃板打碎了，郵票也不知所蹤。
“七月三日。今天整理書架，翻出一本《紅樓夢》，扉頁上還有他寫的字——‘贈秀枝，願你如黛玉般靈秀’。我看了許久，把那一頁撕下來，扔進灶膛裡燒了。火苗躥起來的時候我想，如果我當年去了省城，現在會是怎樣？會不會坐在某個大學的圖書館裡，而不是在這座小鎮上等著永遠不會來的信？”
陳嶼輕輕吸了口氣。他從未聽母親提起過任何關於省城的事。在他印象裡，母親的人生就是教室、廚房、陽臺，三點一線。她教了三十年書，送走了一屆又一屆學生，退休那年學校給她開了歡送會，她站在講臺上說了三句話就下來了，臉紅紅的，像個小姑娘。
“八月二日。他又買了一籃子橘子回來。我說今年橘子不好吃，酸。他就把橘子一個個剝開，放在太陽底下曬，說曬乾了泡水喝，止咳。我看著他的背影，想起那年冬天我發燒，他半夜去敲藥鋪的門。其實我知道他什麼都知道。他知道我在等別人的信，他只是不說。”
日記到這裡中斷了很長一段。陳嶼翻過好幾頁空白，才看到母親後來的字跡，明顯成熟了許多，筆鋒也更硬朗。
“十月十五日。今天收到他的信了。終於收到了。他寄了三年，寄了三十七封，最後一封才到我手裡。那個年輕郵差送錯了地址，信在隔壁巷子一個老太太的鞋盒裡躺了三年。老太太前幾天去世，兒女收拾遺物才發現，送過來時信封都發黃了。”
陳嶼的手微微發抖。他翻到下一頁，母親把信的內容抄在了日記裡。
“秀枝：見字如面。我考上了省城大學的研究生，等你來。你說過也要考，我們一起復習的那些夜晚，我記得你眼睛裡的光。如果你收到這封信，請一定來。我在南門外的梧桐樹下等你，每天下午三點。我會一直等。”
信很短，下面沒有署名。陳嶼看著日期，一九八七年九月。信寄出的時候，母親已經嫁給了父親五個月。
“十月十六日。我去了一趟省城。坐最早的班車，四個小時，顛得我骨頭都散了。南門外真的有棵梧桐樹，很大，葉子黃了一半。我在樹下站了一個下午，沒有看見他。後來問了旁邊修鞋的老頭，他說那研究生早畢業了，去了北方，具體哪裡不知道。我摸了摸樹幹，粗糙的樹皮扎著手心。原來他也只等了一個秋天。”
陳嶼把日記本合上，擱在膝蓋上。閣樓的窗戶被風吹開一條縫，雨絲飄進來，落在他的手臂上，涼涼的。他想起母親病重的那一年，他剛從大學畢業，匆匆趕回來。母親靠在床頭，瘦得不成樣子，卻還在笑。她說嶼啊，媽這一輩子，錯過的比擁有的多。他當時不懂，以為母親在說父親走得太早。
現在他懂了。母親錯過的不是父親，是另一個秋天，另一棵梧桐樹。
他翻到日記的最後一頁，是母親一九八九年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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