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在垃圾場邊緣那輛報廢的藍色卡車裡。
那天下午，日頭毒辣，把廢鐵皮曬出一層晃眼的白光。我跟在母親身後，穿過堆積如山的舊冰箱和洗衣機，空氣裡浮著一股金屬生鏽的腥氣。母親走得很慢，深藍色布裙下襬被風掀起又落下，像一隻疲憊的鳥。環衛工老周蹲在陰涼處修理他的三輪車，看到我們，拿扳手指了指最裡面。“還在那兒，”他說，“兩天沒動彈了。”
藍色卡車是父親三年前買的。當時他辭了造紙廠的活，說要跑運輸，能多掙些。我記得買車那晚他喝了點酒，坐在院子裡擦方向盤，母親端了碗醒酒湯過去，他沒接，只是說：“會好的，都會好的。”母親沒應聲，把碗放在石階上，轉身回屋。月光落在方向盤上，被父親的手掌反覆遮蓋又露出，像某種斷續的承諾。
後來運輸的生意並不好做。柴油漲價，過路費漲，父親的腰卻先垮了。有一天他從車上下來，整個人弓著，一隻手扶住車門，額頭上的汗珠子顆顆分明。醫生說是腰椎間盤突出，得歇。父親歇了三個月，其間把車賣給了二手商，可那人給了定金後就沒了影。車還在，錢沒來。父親又開始喝酒，喝得比從前兇。母親起初還勸，後來不勸了，只是把酒瓶收走，放進灶臺最上面的櫃子裡。父親夠不著，就坐在椅子上看著櫃門發呆。
我去看過他幾次。每一次，藍色卡車的駕駛室都比上次更亂。空酒瓶滾在座位底下，菸灰缸滿了又溢位來，後視鏡上掛著的平安符落了灰，紅穗子變成了灰褐色。父親靠在座椅上，臉朝著車窗外，不知道在看什麼。我叫他，他回過頭來，眼裡的焦距慢慢收攏，像有人在水面攪散了一團月光又重新聚攏。“來了啊，”他說，聲音是啞的，“作業寫完了？”我說寫完了。他點點頭，又轉回去看窗外。窗外是垃圾場，再遠是高速公路，車來車往，轟隆隆的聲音傳到這裡時已經變得悶鈍，像隔著一層水聽雷。
母親說別管他了，讓他自己想通。可我總覺著，父親坐在那輛車裡的樣子，不像在想通什麼，更像是在慢慢熄滅。像一根燒到盡頭的蠟燭，火焰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一縷青煙，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了。
那個下午，母親站在車外喊他。隔著落滿灰塵的擋風玻璃，我看見父親動了動，卻沒有起身。母親又喊了一聲，聲音比剛才大了些，尾音卻有點抖。我站在母親身後，看著她的後背，藍布裙子被汗洇溼了一小塊，貼在脊樑骨上。父親終於轉過身來，開啟車門，落地的動作有些遲緩。他瘦了很多，顴骨高高支出來，眼窩陷下去，整個人像被什麼抽空了大半。
母親說：“回家吧。”
父親沒答話，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那雙手原來很大，指節粗壯，能把方向盤握得穩穩當當。現在卻乾枯得像冬天的樹枝，筋脈浮在皮下面，一根一根數得清楚。
“這裡涼快，”父親說，“回去悶。”
“你兩天沒吃東西了。”
“不餓。”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從布袋裡掏出一個保溫盒，開啟，是白粥，還冒著熱氣。她把粥遞過去，父親沒接。兩個人就這麼僵持著，粥的熱氣在兩個人中間嫋嫋地升，散了又升。垃圾場遠處傳來剷車倒車的提示音，滴——滴——滴，單調又固執，像某種倒計時。
後來是父親先轉開了臉。他重新坐回駕駛室，把門關上，咔嗒一聲，鎖上了。母親端著粥站在車外，站了很久。太陽從她左邊移到右邊，她的影子在地上轉了一個鈍角。最後她把粥放在車頭的引擎蓋上，轉身往回走。我跟上去，回頭看了一眼，父親的臉在髒汙的擋風玻璃後面變得模糊不清，像一張泡了水的舊照片。
那天晚上，父親還是沒有回來。
我躺在床上聽窗外的聲音。夏天的夜晚並不安靜，青蛙在田裡叫，遠處高速公路上偶爾有貨車經過，聲音由遠及近再及遠，像誰在拉一把很長的弓。我翻了個身，看見月光從窗簾縫隙裡漏進來，在地板上畫了一道細細的白線。白線的盡頭是母親的縫紉機，她坐在那裡，沒有開燈，手搭在機頭上，一動不動。暗影裡，她的輪廓像一尊被遺忘的塑像。
第二天一早，母親去垃圾場給父親送早飯。她回來時臉色白得像紙，手裡還拎著保溫盒，粥一口沒動，已經涼了，凝成了一層薄膜。我正蹲在院子裡刷牙，看見母親走進來，腳步虛浮，藍裙子上沾了些灰，裙襬被什麼刮破了一小片。
“媽？”我含著牙膏沫叫她。
她沒應我，徑直走進廚房，把保溫盒放在灶臺上，然後背對著我站了很久。我站在廚房門口，看見她的肩膀開始抖，很輕微的，像風裡抖動的葉子。她沒有哭出聲，只是肩膀抖著，抖了一會兒，又靜下來。她抬手抹了把臉，轉過身，眼睛是紅的，但沒有眼淚。
“去上學吧，”她說，“要遲到了。”
那天放學，我沒有回家，直接去了垃圾場。藍色卡車還在原地，引擎蓋上的粥不見了，可能被老周收走了，也可能被野貓舔了。我踩著碎玻璃和鏽鐵皮走近，屏著呼吸往駕駛室裡看——父親不在。座椅上空蕩蕩的，座椅上那些菸灰和酒瓶也被清走了，只剩下一個空座，一塊沒有擦乾淨的水漬印在椅面上，像是眼淚洇開的痕跡。
我在垃圾場找了很久。繞過報廢的洗衣機山，穿過舊輪胎堆成的溝壑，最後在垃圾場最深處，靠近高速公路護欄的地方，看到了父親。他站在一片廢墟中間，周圍是被碾碎的塑膠瓶和破布條，風把這些東西吹得嘩嘩響。父親站在那裡，背對著我，腰還是弓著的，但頭抬著，在看遠處的什麼東西。
我順著他的視線望過去，高速公路對面是一片稻田，七月的稻子已經抽穗，綠油油的，風一吹就湧起層層疊疊的浪。稻浪盡頭是一排楊樹，楊樹後面是更遠的山，山是青灰色的，在暑氣裡顯得有些虛，像畫上去的。
我走到父親身邊。他沒有回頭，但知道我來了。“你看，”他說，伸手指著那片稻田，“稻子快熟了。”
我沒說話，站在他旁邊。傍晚的風從高速公路上刮過來，帶著瀝青和汽車尾氣的味道，但再往遠處，風裡就有了稻禾的青氣，涼絲絲的，鑽進鼻子裡。
“我十七歲那年，”父親說，聲音很輕，像在自言自語，“也是這個時候，在老家田裡割稻子。那時候你爺爺還在，我割得慢，他罵我，說我沒出息，連稻子都割不好。我當時心裡不服氣，想著一定要出去，要做點大事給他看看。”
他頓了頓，手放下來，插進褲兜裡。“後來出來了，進了廠，幹了十幾年，什麼大事也沒做成。倒是把腰弄壞了。”
風吹過來，把他額前的頭髮吹起來，露出額頭上一道淺疤。那是他年輕時在廠裡被鐵片劃的，他從不提怎麼來的，只說男人身上有疤才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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