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說：“凡是美的都沒有家，流星，落花，螢火，最會鳴叫的藍頭紅嘴綠翅膀的王母鳥，也都沒有家的。誰見過人蓄養鳳凰呢？誰能束縛著月光呢？一顆流星自有它來去的方向，我有我的去處。”
我的去處，是沈從文的鳳凰，是茶峒的河街，是沅水上的櫓歌。有人說我瘋了，一個城裡姑娘，好好的日子不過，偏要跑到湘西的深山裡教書。他們不知道，當我看過一張照片——霧從山谷裡漫上來，像牛奶一樣灌滿了整個寨子，只剩下幾角黑色的屋簷浮著，像潑墨畫——我就知道，我不得不去。那是靈魂深處的一面旗子被風吹動了，簌簌地響。
我支教的學校叫蘭家坳，在鳳凰更深處，四十里山路，不通車。送我的拖拉機在路口就回了，說前面全是石階，得自己走。我揹著一個巨大的登山包，裡面裝著字典、粉筆、幾本詩集，還有沈從文的全集，沉甸甸地壓著肩膀。帶路的是個本地男人，姓麻，沉默得像塊石頭，只在我停下來喘氣的時候，遞過來一竹筒水，涼絲絲的，有竹子的清味。
走了三個小時，霧散了，遠遠地看見幾片瓦頂從樹梢裡探出來。麻師傅忽然說：“到了。”他指給我看，說學校在寨子東頭，早先是一間祠堂，後來做了學堂。有一個女老師，姓石，在等我。
我聽見自己的心跳。這地方太靜了，靜得能聽見露水從芋葉上滾落的聲音。一隻藍色的鳥從竹林裡竄出來，翅膀是綠的，尾羽拖得老長，叫了一聲，清脆得像玻璃珠子落在銀盤裡。麻師傅說：“是王母鳥。不常來。”我仰頭看它消失在遠山的霧裡，心裡想，沈從文沒說錯，它沒有家。
石老師站在祠堂門口，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衣服，頭髮挽成一個髻，插著一根銀簪子。她約莫四十多歲，臉是健康的黑，笑起來眼睛彎彎的，像兩枚月牙。她接過我手裡的包，說：“你就是小沈吧？來，先喝口茶。”她的普通話帶著湘西的口音，軟軟糯糯的，像在唱歌。
祠堂比我想象的要大，青磚黑瓦，柱子是整根的上好杉木，被歲月浸成了深褐色。前廳改成了教室，擺著十幾張長條桌，桌面上刻滿了字和畫，有孩子畫的鳥，有模糊的姓名，還有一句用粉筆寫的“我想坐火車去北京”。黑板是幾塊木板拼起來的，上面用墨汁刷過，寫字的時候會發出沙沙的響聲，像蠶吃桑葉。
石老師給我收拾了一間屋子，在後院，本來是放雜物的小隔間。她打掃得乾乾淨淨，窗戶上糊了新紙，牆角支著一張竹床，鋪著新織的草蓆。她甚至不知從哪裡找來一個陶罐，灌了清水，插了幾枝野菊花，放在窗臺上。風一吹，菊花的影子在紙窗上晃晃悠悠，像誰在輕輕揮手。
“山裡條件差，你莫嫌棄。”她有些不安地絞著衣角。
我搖搖頭。那一刻，我聞到了空氣裡松脂的味道，混著泥土和柴火的氣息。我開啟窗，外面是一坡一坡的梯田，稻子割過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稻樁，有幾隻白鷺在田裡踱步，不時啄食什麼。再遠一點，是蒼茫的群山，一層一層地推過去，最遠的那層已經和天融為一體了。我心裡有一個聲音說：就是這裡了。
學校一共十七個學生，從六歲到十三歲，混在一間教室裡上課。石老師一個人教，語文、數學、音樂、體育，什麼都來。我來了之後，便分擔了語文和音樂。孩子們對我的到來充滿了好奇，他們圍著我，像一群嘰嘰喳喳的雀兒，用生硬的普通話問我：“老師，你從哪裡來？”“你見過海嗎？”“坐飛機是什麼感覺？”
他們大多是留守兒童，父母在廣東或浙江的工廠裡，一年回來一次，有的甚至兩三年才回來。問起他們想不想爸爸媽媽，一個叫蘭花的女孩低下頭，用腳尖碾著地上的土，小聲說：“想。可是他們都忘了我的樣子了。”其他孩子便都不說話了，靜靜地站著，像一排沉默的小樹。那一刻，山風從谷底吹上來，帶著秋涼，我抱了抱蘭花，說：“你媽媽一定記得你，只是她太忙了。”蘭花抬起頭，眼睛裡有淚光，但終究沒有掉下來。
日子就這麼過下去了。每天早上，霧還沒散，孩子們就陸陸續續地來了，有的要走一個小時的山路，褲腳和鞋子都溼透了。石老師總會在火塘邊燒一壺熱水，等他們來了，挨個用毛巾擦臉、擦手，再往火塘裡添幾塊柴，讓他們圍坐著烤火。火光把他們的臉照得紅撲撲的，像山裡熟透的野柿子。
然後開始上課。我教他們讀詩，“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他們搖頭晃腦地跟著讀，聲音嘹亮，穿過祠堂的木窗，驚飛了簷角上歇著的麻雀。讀完了，我拿出手機，給他們看網上找的江南水鄉的圖片，看蘇州的園林、杭州的西湖。他們擠成一團，腦袋挨著腦袋，不時發出“哇”的驚歎聲。一個叫阿山的男孩忽然說：“老師，這沒有我們這裡好看。”其他孩子便都笑起來，說：“對對對，我們這裡最好看。”我看著他們天真的、不容置疑的表情，也笑了。
下課後，他們拉著我去後山。山坡上長滿了松樹，松針落了厚厚的一層，踩上去軟綿綿的，像踩著雲。他們教我認野果，什麼八月炸、野獼猴桃、火棘；教我聽鳥叫，說那種叫聲像“姐姐看燈”的鳥，叫一種像“哥哥苦”的鳥。我在他們七嘴八舌的講解中，笑得停不下來。
走得累了，我們坐在一棵大松樹下。風穿過鬆林，發出嗚嗚的聲音，像遠處有無數人在低聲唱歌。忽然，有什麼東西掉下來，輕輕砸在我的頭上。我撿起來一看，是一顆松子，外殼已經幹了，呈深褐色，尾端有一個小小的旋兒，像風的指紋。蘭花湊過來看，說：“松子熟了。老師，你聽。”她把松子放在我的耳邊，輕輕一搖，裡面發出細微的、乾澀的響聲，像時間在裡面慢慢走動。
她說：“阿婆說，松子裡住著風。風吹了一百年，就住進去了。”
我笑了。多美的話。我把那顆松子放進口袋裡，捏了捏，硬硬的，有一種樸素的溫度。
日子過得飛快，轉眼到了冬天。山裡冷得早，臘月裡，下了第一場雪。雪下得安靜極了，一片一片，輕輕巧巧地落下來，把整個寨子都染白了。孩子們高興得瘋了，在雪地裡打滾，堆雪人，打雪仗。石老師站在廊簷下看著他們，臉上帶著笑，卻也不阻攔，只不時喊一聲：“莫把衣服弄溼了！”
我也加入了他們，和一個叫二毛的男孩滾雪球。雪球越滾越大，最後我們合力把它豎起來，做雪人的身子。二毛的手凍得通紅，卻不肯回屋烤火，他說：“老師，你從大城市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雪吧？”我點頭。他說：“以後你走了，還能記得我們這裡的雪嗎？”
我愣了一下。雪還在下，紛紛揚揚，落在他的頭髮上、睫毛上，他望著我，眼睛亮晶晶的，裡面映著雪光。我忽然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從來沒想過“走”這個字。但事實上，我知道，我不可能永遠留在這裡。我的支教協議籤的是兩年，兩年以後呢？我沒有答案。靈魂是一面隨風招展的旗子，我來，是因為風把我吹到了這裡；那麼，風會不會再把我吹走？
那一瞬間，我想起了沈從文。想起他說的：“一顆流星自有它來去的方向，我有我的去處。”可是，我的去處，到底在哪裡呢？是在這深山老林裡，教一群孩子認字、讀詩，還是回到那個有咖啡館、有書店、有二十四小時便利店的城市，做一個光鮮體面的白領？我沒有答案。
雪還在下。我摸了摸口袋裡的松子，它已經被我摩挲得光滑如玉。我把松子放進雪人的胸口，對二毛說：“等春天來的時候，雪化了，松子掉進土裡，會長出一棵新松樹。”
二毛高興起來，拍著手說：“那它就是我們的雪人寶寶變成的了！”
我笑了。笑得眼睛發酸。我轉過頭，看見石老師正站在祠堂門口，看著我們。她的目光穿過紛飛的雪，落在我們身上，溫柔而深沉，像祖母看著一群玩鬧的孩子。她的身後，是黑漆漆的祠堂大門，門楣上依稀可見幾個斑駁的字：“蘭家坳學堂”。
冬天過去，春天來了。雪水滲進土裡，滋養著萬物。山坡上的松樹更綠了，綠得發黑，像墨。野櫻花開了，一樹一樹的粉白，像雲霞落在山間。孩子們帶著我去看花，在花樹下讀書、唱歌。我教他們唱《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他們唱得很認真，雖然調子跑得厲害，但那種用力的、不加修飾的歌聲，反而有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唱到“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時，蘭花忽然不唱了，她抬頭看著我，說：“老師，你也會走嗎？”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這個問題，我依然沒有答案。我俯下身，看著她的眼睛，認真地說：“老師會一直在你們心裡。”她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又搖搖頭，說：“可是我不想你走。”
我無法給她一個承諾。因為我不知道，未來會把我帶到哪裡。也許我會留下，也許我會離開。也許命運會有它自己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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