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引號後多一個“副”字，不一定是假。
官署文書本就會有抄件、存根和回繳副頁。若只看一個字便定罪，任何商號都能拿“這是合法副抄”擋回來。
沈硯白先去問一張真鹽引應該有幾份。
白草窪鹽課所不肯把原冊送歸雁，只允許嚴復禮持縣函抄三項格式。每批鹽出場時，鹽課所留根一頁，隨貨行引一頁；貨到目的地，由邊驗或巡市書吏在行引背面記實到淨重、損耗和日期，再將回繳聯送回鹽課所。三處同號，貨重可因途中損耗減少，不能在路上增加。
一批鹽若分給兩支車隊，須在出場前申請分運單。
分運單各有子號，例如“河鹽辛四百二十七之一、之二”，每張寫獨立重量、車數、目的地和期限，並蓋鹽課所分運印。貨主自己抄一張“副引”，不能把九百斤改成三千六百斤，也不能把石羊口改成“河西諸鎮隨售”。
白草窪回函寫得很謹慎。
它只說明現行格式，不先認秦記與永濟手中哪張真。鹽課所答應遮去其他貨主姓名，提供辛字四百二十五至四百二十九五號留根的貨重、期限和目的地；原紙不離所，歸雁可派不同方三人去看。
沈硯白沒有派沈家人獨自去。
看根組由秦記侄子、石羊口一名非永濟貨棧書辦和歸雁縣書吏組成。三人只抄格式與數字，彼此不得替對方改字。永濟受邀另派一人，韓崇回信稱私商賬不受歸雁傳問，沒有參加；拒絕不等於預設造假。
與此同時，石羊口邊驗房交出近兩月實際見過的三張鹽引抄頁，巴圖馬幫八戶交出六張代辦回單，秦記交正費票與永濟回單。合計十四份材料，先按來源分開，不把同號紙疊在一起暗示結論。
辛四百二十七最先對上。
鹽課留根寫淨鹽九百斤，白草窪秦記，目的地歸雁，期限十月初三至十一月初二，只准一批兩車。隨貨正引的鹽課印、紙邊齒口與留根拓樣能合，背面尚無歸雁驗訖，因為秦記最終毀約未送。
永濟代辦回單卻寫“河鹽辛四百二十七副”。
貨重三千六百斤，可拆四批；目的地為石羊、歸雁、長柳、鬆口任一；有效至十一月三十；若原貨主不能履約，持單商號可另調同品鹽補足。末尾沒有鹽課所分運印，只有永濟白草窪櫃與北路總櫃兩枚商印。
它不是正引的逐字副抄。
重量多四倍，期限延二十八日，目的地從一個變四個，還把調貨權交給持單商號。即使商號內部需要一張排程單，也不能用與官引相近的名稱和紅印讓貨主相信它具有官引效力。
另外四號也有同類差異。
辛四百二十五留根六百斤，去石羊口一次；商隊回單寫一千八百斤，可三次分運。辛四百二十六留根一千二百斤，十月二十日止；兩張不同車隊回單各寫一千二百斤，日期前後相隔十二日，兩隊都以為自己持有未用引。辛四百二十八留根八百斤去鬆口，副單多列長柳。四百二十九尚未發鹽，永濟回單卻已經寫可預支五百斤。
五個官號對應九張商隊回單。
商隊回單合計準運一萬零四百斤，鹽課五號留根合計四千斤。兩者差六千四百斤，不能直接當作已經偷運的鹽量：有些副單可能未使用，有些只是借款擔保，有些批次後來另補正引。它能證明永濟用官號製造了遠大於官署許可的內部可調額度，不能證明差額貨物全都實際過關。
石羊口邊驗房看到的又是另一套。
三張抄頁只記鹽課正引號、官定重量和單一目的地，沒有“副”字，也沒有四鎮隨售。押車人到邊驗時交真引或真引抄驗；回到貨主與車隊手中，則拿永濟副單解釋誰有權調貨、誰承擔借款和貨損。
一套給官府看許可。
一套給商隊看債權與貨權。
兩套若明確寫“內部排程、不代官引”，本可只是商號賬。眼前九張副單卻在正面寫“憑此隨貨通驗”，紅印形制也仿鹽課分運印，且借契規定副單無效時貨主承擔整批違約。商隊被要求相信它能過驗，風險卻在出事時退回貨主。
沈硯白仍差最後一步。
紅印不是鹽課所真印，可能只是永濟商印長得相近；內容超出官引，也可能構成私契欺騙，而不一定是偽造官文。要稱假鹽引，須證明它被當作官署文書使用，或刻意仿造足以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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