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九，長柳縣學木匣上的雙封還沒有拆，顧維清先讓人抬來了三隻更重的匣子。
一隻裝稅倉回執，一隻裝村裡催糧簿，最後一隻裝永濟行長柳分櫃近三年的出糧底單。
縣學雨甕只能證明雨沒有官報裡那麼多。田裡究竟少收多少、縣裡為何仍年年足額交糧、永濟行又是否從中得利，不能從雨數上直接推出來。要查，只能找一塊地畝、稅額、交糧人和債契都沒有斷頁的地方，一筆一筆合。
顧維清選的是上塘、北坳、磨溝三個村。
不是因為三村最窮，而是三村共用一處稅倉，近三年沒有並村、改界和大批荒地銷冊。承熙十四年至十六年，入冊應稅田始終是二千七百六十畝，每畝正糧三斤，每年應交八千二百八十斤。
三張縣倉總回執都寫足額。
承熙十四年八千二百八十斤，十五年八千二百八十斤，十六年仍是八千二百八十斤。回執下還分別寫著“秋成可支”“民無逋欠”“歲入如常”。只看這三張紙，三村不但沒有受災，反而連續過了三個不欠官糧的豐年。
村催糧簿卻不是這樣。
十四年，農戶自己送進稅倉六千七百四十斤，缺一千五百四十斤；十五年送五千五百九十二斤，缺二千六百八十八斤；十六年只送四千零二十斤，缺四千二百六十斤。
三年缺口合計八千四百八十八斤。
這個差額不是三村三年的減產數。
農戶收下的糧還要留種、入口、換鹽、還舊債，也可能在催糧以前賣給別家；催糧簿只記最後送進稅倉多少，不能反推田裡一共長出多少。沈礪安又核了三村地冊：三年間有二十一畝河衝地暫歇、十九畝舊荒地復耕，兩項在村內調抵後，應稅總畝數沒有變化。縣裡不是因為忘了銷荒田才多徵八千餘斤。
稅倉的鬥也須重查。舊木鬥早已換過，無法拿今日容量替三年前作證；好在逐車回執同時記有永濟行出倉秤重和稅倉入倉秤重，三年各有七車、十一車、十六車，兩頭相差都在准許的路耗以內。若要證明稅倉另外剋扣農戶，仍得找當年的農戶小票，不能把所有缺口都推給一隻已經不在的鬥。
宋錄重新加了兩遍，沈礪安用另一張紙複核。顧維清沒有讓縣書拿“催糧簿可能漏記”抹平差數，而是開啟永濟行的底單。
一千五百四十、二千六百八十八、四千二百六十。
三個數一斤不差。
永濟行每年在稅倉封秤前出糧，車不進村，直接送到共用稅倉。倉吏驗過淨重，把農戶缺額補足，再給縣裡開出整倉無欠回執。永濟行底單上的收糧人、車到時辰和倉門號，與稅倉逐車回執都能對上。
“縣裡向永濟行借的？”尤石問。
顧維清搖頭。
“縣賬上沒有借糧。是三個里正把缺糧拆到各戶，讓各戶按短額立借契。永濟行替誰補多少，債就落在誰名下。”
這使縣庫連續三年沒有欠稅，也使上送的災情看起來更輕。朝廷收到的是足額稅糧，縣報裡看見的是“民無逋欠”；真正少掉的糧，沒有留在公賬上，而是變成了一百二十六戶各自欠商行的債。
三名還在世的里正都說，借糧時沒有衙役拿刀逼籤。可被逐個問開後，其中兩人承認，封秤前曾挨戶說過：不籤借契，全村回執便要記欠，下一輪催差先到本戶。第三人堅持這只是告知後果，不是逼迫。
沈棠寧沒有替他們在紙上選一個好聽的詞。她讓宋錄把原話、在場人和問話次序並列記下。契上有指印，不能寫成農戶從未同意；選擇只有“立即交出家裡沒有的糧”和“向指定商行借糧”兩種，也不能輕易寫成自由買賣。
北坳村的高茂成從人群后走出來，把三張已經磨白的契放到桌上。
他原有十八畝薄田。十四年，家裡交糧時差四十六斤；十五年差八十一斤；十六年差一百二十六斤。每一筆糧確實進了稅倉，他也在村中見證人面前按過指印。借契不是憑空捏造，永濟行沒有少給稅倉一粒糧。
問題在後面。
三張契分別計倉腳、袋耗、過秤、展期和利糧。頭一年的欠糧併入第二年，第二年的又並進第三年。高家賣過兩隻羊，給分櫃運過十九日炭，還過的折糧寫在另頁；可只要當年稅糧再缺，舊債便重新合入新契。去年冬至後，他把六畝田過給分櫃賬房吳繼昌，才銷掉其中一部分。
“吳繼昌種田嗎？”沈棠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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