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顯眼，”加布裡埃爾擦擦嘴，“碼頭工會那邊最近又提要求了。說要漲裝卸費，理由是‘通貨膨脹’。”他說這個詞時帶著諷刺。
“通貨膨脹是真的。”羅賓插話，“我昨天去超市，牛肉又漲了五分錢。我媽抱怨說現在做一頓飯比去年貴多了。”
1953年的美國，朝鮮戰爭剛結束，經濟正在調整期。
物價確實在漲，尤其是食品和房租。
艾蓮娜自己就深有體會——她偷渡來時，一美元能買的東西比現在多得多。
“工會那邊我來處理。”拉斐爾說，喝了口酒，“他們會長欠我個人情。”
“什麼人情？”羅賓好奇。
拉斐爾沒回答，只是看了他一眼。
羅賓立刻舉手：“懂了，不問。”
三人的對話在繼續，艾蓮娜安靜地聽著。
她注意到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拉斐爾是決策者，話不多但每句都有分量；加布裡埃爾是分析師，總是考慮風險和細節；羅賓則是執行者和潤滑劑，用他的方式處理那些不上臺面的事。
這是一種奇特的平衡，建立在多年默契和共同經歷之上。
“艾蓮娜。”拉斐爾突然叫她。
她抬起頭：“嗯？”
“碼頭那批威士忌的賬，你明天能理完嗎？”
“應該可以。還剩最後三天的出貨記錄。”
“好。”拉斐爾點頭，“理完後首接交給我，不用經手安東尼奧了。”
因為安東尼奧會管部分酒水的生意，所以有關酒水的賬還是要過安東尼奧的。
加布裡埃爾抬起頭：“為什麼？”
“安東尼奧最近手伸得太長。”拉斐爾語氣平淡，但話裡的冷意讓艾蓮娜後背一涼，“我需要知道誰還乾淨。”
這話裡的暗示很明顯——家族內部可能有問題。
羅賓吹了聲口哨，加布裡埃爾則陷入了沉默，手指無意識地轉動酒杯。
窗外的紐約正籠罩在典型的1953年黃昏中——
遠處帝國大廈的尖頂沒入橘粉色天際，街道上車流開始亮起星星點點的車燈，報童揮舞著晚報吆喝著關於朝鮮停戰協議後續或紐約巨人隊勝負的頭條。
戰後繁榮的喧囂與冷戰初期特有的緊繃感，瀰漫在城市的空氣裡。
晚餐在近九點時結束。
走出餐廳，小義大利區的夜生活正酣。
霓虹燈招牌在潮溼的空氣中暈開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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