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上的夜來得早。
十二月上旬的北風從兩岸的曠野上灌下來，貼著水面犁過，把整條河吹得皺巴巴的。官船順流北行，船速不快不慢，船身微微晃動著，像是在勻速地數著兩岸向後退去的灰白色田壟和枯樹。
船頭掛著一盞風燈，在夜色中搖搖晃晃地亮著，光暈被風吹成一團模糊的橘黃色毛邊。譚弘毅坐在船頭的一張矮木凳上，裹著一件玄色厚棉袍，領子豎起來，擋住了大半張臉。風從前方吹來，不猛，卻冷得結實，像一張被浸透了水的舊棉被貼在臉上。
石柱從艙裡走出來，手裡端著一隻粗瓷碗。碗裡冒著騰騰的白氣，是剛沏的薑茶。
大人。喝口熱的。
他蹲下來，把碗遞過去。譚弘毅接過來，雙手捧著碗沿，指尖貼著粗瓷，感覺到從碗壁傳過來的那股溫熱。他喝了一口，姜的辛辣裹著老茶的苦澀從舌尖滾到喉嚨，像一條暖蛇從食道遊進胃裡，把整個人從裡面熨了一遍。
你也坐。
石柱在他身邊蹲下來，背靠著船舷。兩人並排坐著，中間隔著半隻碗的距離。船頭破開水面時發出持續的嘩嘩聲，均勻而綿長，像一首沒有詞的長歌在夜中一遍一遍地哼著。
譚弘毅端著那碗薑茶又喝了一口，沒有轉頭，聲音在夜風中微微發悶：這一年半，你跟著我東奔西走，累不累？
石柱沉默了一會兒。他在想。不是在想累不累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是在想怎麼把這十幾個月裡那些奔波的細節說成一個準確的回答。那些在寧波港的夜雨中等情報的時辰，在東海風浪中顛簸的夜晚，在廣州海關賬房中熬過的通宵——每一件都實實在在地壓在骨頭和關節上，但每一件都是他自己心甘情願扛起來的。
石柱說。
譚弘毅側過頭看他。風燈的光在石柱側臉上勾勒出一道明暗分明的輪廓，像一枚被反覆擦拭過的銅章，邊緣清晰，底色沉實。
但值得。石柱繼續說，語速不快不慢，大人做的事，都是大事。我跟著大人，做的每一件事也都是大事。累就累了。可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心裡不空。
譚弘毅沒有接話。他又喝了一口薑茶。那口茶嚥下去時，窗外的黑夜和兩岸的曠野在目光所及處被慢慢收回。他想起龍源縣那些清晨——大雪過後掃開縣衙門口的石階，炭爐上的水壺冒著白氣，譚安還在襁褓中睡著，石柱抱著文書進出書房。那時候石柱還是個瘦削的年輕人，臉上還帶著剛從乞丐堆裡爬出來的那種緊巴巴的勁兒。
你跟著我十幾年了。譚弘毅放下碗，看著前方黑沉沉的河道，從龍源到現在。石柱，你是最信得過的人。
石柱沒有抬頭，仍然看著前方黑沉沉的河面。那上面的風燈倒影被船頭破開的水面揉碎了，又聚攏，又揉碎。他沉默了幾息，才開口，聲音比方才低了一點，像一塊被河水沖刷得光滑的卵石，在冬夜的寒氣中顯出了質地深處最密實的紋理。
大人。我這輩子沒別的本事。他的聲音不高，被河風吹得有些散，但每一個字都穩穩地落在兩人之間的窄縫中，就是認準了您。
譚弘毅看著他。那張臉比十幾年前厚了一圈，下巴上多了須茬的青色，眉骨之間的那兩道紋也更深了。可那雙眼睛還是原來那雙——亮、穩，像兩口被反覆淘洗過的井，不見底，但看得見水光。
回京後，給你放個長假。譚弘毅說，陪陪家人。你媳婦在府裡帶孩子，這些年也沒少受累。
石柱沉默了片刻。他把兩隻手擱在膝蓋上，指節微微收攏又鬆開，像是在掂量什麼。然後他開口，聲音低了一度，卻沒有猶豫。
大人。我不休息。
譚弘毅看著他。
我還有個事沒做完。石柱說，大人，我們在東海跟日本人和西邊那些人打了一年多。可南海那邊，我們還沒有布過眼睛。鷹眼跟我提過，呂宋以南，還有一大片海，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船隊都在那邊遊走。我總覺得，咱們不能只盯著眼前這一塊。以後遲早要用到那邊的訊息。
他的聲音不高，卻像一根被慢慢拉直的弦，繃得均勻而連續。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目光沒有從黑沉沉的河面上移開，像是在對著那片看不見的南方海域說給船頭的燈光聽。
譚弘毅靠在船舷上，側過頭看著他。河風從側面吹過來，把他棉袍的領口吹得微微掀動。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嘴角浮起一絲極淺的弧度。那不是笑，而是一種在確認了某件事之後才有的鬆弛——像在夜航的船頭摸到了一枚已經被提前安置好的鐵錨，知道它一直在那裡等著被派上用場。
你心裡早就想好了。
石柱沒有否認，只是微微低了低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