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馮遠道的點撥下,譚弘毅的學習很快步入正軌。
他不再好高騖遠,而是腳踏實地地從基礎開始,重新精讀《四書章句集註》,逐字逐句地揣摩其中的微言大義。
在詩賦方面,他也不再滿足於簡單模仿,而是深入研究唐詩宋詞的創作規律,力求在格律中展現個性。
最明顯的變化體現在他的策論中。
雖然仍然關注實務問題,但更加註重以經義為根基,引經據典而不失新意,務實創新而不違聖賢之道。
一個月後,馮遠道再次來到書院,看到譚弘毅的進步,欣慰地說:這才是我期望看到的譚弘毅。既有經世之志,又不失書生本色。
夜幕降臨,譚弘毅在燈下苦讀。
……
夏末的嶽麓書院,本該是蟬鳴悠遠、竹影清幽的讀書勝地,此刻卻隱隱瀰漫著一股山雨欲來的壓抑。
一封來自京城的加急信函,由馮遠道學政的親隨陳主事親自送至譚弘毅手中。
陳主事面色凝重,屏退左右後,方才壓低聲音道:“子恆,京城風向有變,你需早做準備。”
原來,月前朝堂之上,一場關於是否“有限度開海禁”的激烈爭論,以南方務實派官員的暫時失利告終。
主張“開海”以通商裕國的幾位官員受到申飭。
失利的一方,尤其是其中一些以“清流”自居的御史,心中憤懣,竟將怨氣遷怒於整個南方倡導“實學”、“經世致用”的風氣。
他們認為,正是這種強調功利、質疑陳規的思潮,動搖了朝廷的根本,助長了“離經叛道”的言行。
“他們需要找一個靶子,來證明‘實學’之害,而你,譚子恆,”陳主事目光沉鬱,“便是他們選中的,立在潮頭的那一個。”
譚弘毅近年來聲名鵲起,不僅是連中小三元的科舉新星,更是“經世致用”的積極踐行者。
他早期為補貼家用所寫的話本《昭元英雄傳》,其中蘊含的民本思想、商賈地位探討,以及之前在嶽麓書院所寫的那篇直言北疆危局、指摘邊防積弊的《論北疆防務之疏》,甚至在與鐘山書院文會上關於鹽政、漕運改革的激進言論。
此刻全都被翻檢出來,被斷章取義,扣上了“妄議朝政”、“蠱惑人心”、“與民爭利”乃至“其心可誅”的大帽子。
“壓力已至省垣,”陳主事語氣急促,“有風聲傳出,朝廷為了‘正本清源’,此次湖廣鄉試,上面特意點了注重經義、學風嚴謹、不喜標新立異的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延儒大人為主考。
屆時,但凡策論中有‘奇談怪論’、‘語出驚人’者,恐難獲青睞,甚至可能被刻意黜落,以儆效尤。”
這個訊息,對於正準備鄉試的譚弘毅而言,無異於一道驚雷。
他的策論長處,恰恰在於能結合現實,引據資料,提出新穎而務實的見解。
若主考官對此風格心存芥蒂,甚至有意打壓。
那他賴以揚名的“實學”之長,瞬間變成了取禍之由,科舉之路很可能就此斷絕。
陳主事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留下的警告卻像一塊巨石投入深潭,在書院內部激起了層層漣漪。
壓力並非只來自遙遠的京城和即將到來的考場,更近在咫尺,來自往日一同求學的同窗。
風聲很快在書院內傳開,原本就對譚弘毅的迅速崛起心存嫉妒或對其學說持保留態度的保守派學子,彷彿找到了宣洩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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