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弘毅拿起那封信，展開看了看，又放下，目光落在那份貨物清單上，像在看一行被反覆描過的舊字跡：他們怎麼說？
俞大猷站在案前，聲音平淡卻帶著一種被欺騙後的冷：船長說，他們只是做生意，不知道買家是誰。他還說，葡萄牙商人只認銀子和貨物，不認國別和陣營。
譚弘毅的嘴角浮起一絲極淡的弧度。那不是笑，而是一個獵人看到了某個反覆出現的獵物又在同一個陷阱邊緣徘徊時才會有的那種瞭然。他開口時聲音不高，像在說一件已經被重複過太多次的事實：做生意的，賣刀給殺人犯，就是幫兇。不知道買家是誰？槍炮上船的時候，他們就沒想過這些東西會打向誰？
俞大猷沒有接話。窗外的海風透過窗縫吹進來，吹動案上那份貨物清單的邊角輕輕翻卷，像一張正在被緩慢翻閱的舊地圖。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聲音比方才低了一度：大人，怎麼處置？
譚弘毅靠進椅背裡，閉目了片刻。在黑暗中，他在腦海中重新過了一遍整條線——松平信綱在長崎的佈局，羅德里格斯在澳門的火器供應，鄭開在大朝沿海的情報網路，以及此刻被扣押在寧波港的那艘葡萄牙商船和它滿載的兵器。船可以扣，人可以關，但那是一條從澳門延伸到長崎的供應線，切斷一次，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真正要讓這條線停下來，需要的不是一次扣押，而是一句能被帶回去的話——一句讓那些躲在船艙暗處算著利潤的人，在心裡重新盤算一次風險和代價的話。
他睜開眼，看著俞大猷：放了船，但扣了貨。那些火槍、火炮、火藥，一件不留，全部充入水師軍庫。船員可以走，船長也可以走。他停了一下，聲音低了一度，卻更沉了，像一枚被反覆鍛打的釘子終於落到了它該落的位置，但讓他帶句話回去。
當天下午，那位葡萄牙船長被帶到了行轅正堂。他進入時面色灰白，嘴角緊繃，雙手在袖中微微發顫。他已經在臨時羈押所裡關了一整夜，見過那些被整齊碼放在倉庫裡的火槍和火炮，知道這批貨的損失足以讓他賠掉半條船的身家。他站在堂中，看著案後那個面容沉靜如山的中年官員，感覺對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時帶著一種他從未在亞洲其他港口見過的篤定和剋制。
譚弘毅隔著案桌看著他，開口時語速不快，每一個字都經過通譯轉述後清晰地落在他耳中：你們船上的軍火，我收了。船和你們這些人，我放回去。他停了停，看著船長那張被海風和緊張同時磨損過的臉，聲音沉了一度，但你要替我帶一句話回去——告訴你們的國王，告訴澳門的總督，告訴所有在這片海上做軍火生意的人：大朝的海疆，不容侵犯。從今往後，任何運往日本的軍火船，只要進入大朝的領海，見一艘扣一艘。至於船上的人——他微微前傾，目光像一柄被緩緩推近的刀尖，是死是活，看他們自己。
船長站在那裡，海風從他的海員外套縫隙中滲進來，吹動他胸前的銅釦微微發亮。他沉默了很久，然後緩緩點了點頭，用帶著濃重口音的漢話說了一個詞：明白。
九月二日清晨，那艘葡萄牙武裝商船被釋放，駛出寧波港，轉向南方。船上的火炮和火槍已經被全部卸下，船艙空了一大半，吃水線比來時淺了數尺，船身在晨光中微微上浮，像一隻被卸去了重負的翅膀。船長站在船尾，看著寧波港的石壁在晨霧中漸漸縮小，消失在白茫茫的遠處。
譚弘毅沒有去碼頭送行。他站在行轅的庭院中，看著那艘船升帆遠去的方向，晨光正從東邊的海面上升起來，將港口中停泊的大朝水師戰船的桅杆鍍上一層金紅色的暖光。那些火炮被整齊地排列在岸上的倉庫中，銅製的炮身在朝陽下泛著溫潤的光澤，像一排等待重新開刃的刀被收到了正確的刀架上。
俞大猷從身後走來，站在他身邊，也望著那條漸漸縮小的船影。他沉默了片刻，然後開口，聲音不高卻透著一股解了氣之後的鬆動：大人，船長走的時候臉色白得像紙。那句話，他一定會帶到。
譚弘毅點了點頭，沒有轉身，目光依然落在遠處那片被晨光照亮的海面上。海風正從東南方向吹來，帶著初秋才有的、涼爽而清澈的氣息，吹動他玄色衣袍的下襬輕輕拂動。他開口時聲音不高，卻帶著一種在反覆出拳之後確認了自己拳鋒長度的篤定：
帶到了就好。他們聽不聽，是他們的選擇。但我們把話說清楚了，以後再有船過來，就不是兩個字能蓋過去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