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百姓提起“突厥”，心頭一緊的程度，不亞於南宋末年聽見“蒙古鐵騎”四字。
那時唐朝剛立，根基未穩；突厥控弦百萬，控扼草原，東西萬里盡在其鞭影之下。
若不是陰差陽錯，誰敢說第一個入主中原的胡族，一定不是突厥？
突厥的治術，古樸得很……類似商周舊制：可汗最大，底下貴族各領部眾，自管牧場、自徵賦稅、自斷訟獄。所謂“我之臣僕之臣僕，非我臣僕”，正是其政體寫照。
早年倒也相安無事。可自漢唐以來，中原皇權日漸收束，天子獨攬生殺予奪之權，州縣如臂使指。
突厥可汗瞧見了，焉能不動心？
他也想有朝一日，坐在金帳裡發一道令，千里之外的牧人就得卸弓下馬，捧著羊皮賬冊來報戶口牲畜。
可底下貴族豈肯放手？
頡利可汗登位不久，便棄用本族宿將，專任逃入草原的漢人趙德言，命其主持改制。
他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國家，不是鬆散的部落聯盟。
人家中原早已玩起“中央集權2.0”，他還卡在“分封制1.0”，不升級，早晚被淘汰。
頡利眼光是有的，可惜看人走了眼。
趙德言把中原那一套搬得嚴絲合縫：下令改服飾、禁舊俗、設學館、行均田、頒律令……連祭祖燒紙的規矩，都要按《大唐開元禮》重訂。
結果呢？
牧民怒而焚書，頭人拔刀抗令，各部暗中串聯，只等一個火頭。
頡利還不醒，又抬舉粟特商人出身的阿史那賀魯，讓他掌管財賦與驛傳……此人嘴甜手滑，賬目不清，私販鐵器，暗結外藩……
最後，連趙德言自己，也在一場圍獵途中“失足墜崖”。
屋漏偏逢連夜雨，東突厥又遭了大災。
雪連著下，草場全埋了，牛羊餓死大半，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
這些事暫且擱一擱……眼下有樁更緊要的活兒，得朱雄英親自拿主意。
隨著西邊商路越走越寬，格致之學日漸深入，老一套度量衡越來越撐不住了。
丈、尺、寸這些長度單位，好歹是十進位制，平日裡量布、建房，湊合能用；可真到了驗算機括、推演火器彈道、校準車輪軸距的時候，就露怯了……差一毫，差一釐，結果就偏出幾里。
石、鬥、升這些稱量單位更麻煩。換算繞彎子不說，一斗米在南直隸和在甘肅，實重能差出半斤；同一桿秤，早上稱和午後稱，因溫溼變化，讀數也未必一樣。
修鐵路，軌距容不得半分偏差；鑄齒輪，齒距差一絲，整套傳動就咬不嚴；就連市面上買賣綢緞、藥材，因尺不準、秤不勻，常起爭執。
各地商賈抱怨多了，匠人手抖多了，格致院的先生們寫算稿時，光在單位換算上就耗去小半工夫。
新標準，非立不可。
朱雄英心裡清楚：一套簡明、統一、可復現的計量體系，不求多玄奧，只求人人能照著做、處處能對得上。
他提的方案，一推出，便被工部、戶部、欽天監、格致院幾處同時接過去試用。沒過半月，各處報來的圖紙、賬冊、試驗記錄，全都改用新法……不是因為誰下了令，而是用慣了，再回頭用老尺老秤，反倒彆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