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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十歲那年，青篁鎮請我為新修的女學做一批入學傘。
鎮上仍保留著嫁女送傘的規矩，卻多了一條新說法。
女孩子第一次走進學堂，家中也該給她一把二十四骨的傘。
我定下規矩，每把傘骨都要刻學生本人的名字，誰也不能替換。
第一批傘送到女學時，娘也來了。
她已經拄起木杖，哥哥扶著她站在院門外。
姐姐的女兒如今也在女學任教，日子安穩，兒女雙全。
哥哥接管了沈家的生意，爹孃衣食無憂，姐姐常回家陪伴他們。
他們想要的圓滿，一樣也沒有少。
娘看見學堂裡的小姑娘撐開紙傘，眼淚便落下來。
她沒有走近，只讓哥哥送來那隻楠木匣。
“沈夫人說，她這些年一直替你保管。若你仍不收，便由你處置。”
我開啟匣子。
裡面的鋪契和存冊已經過期，竹骨也因年久生出了裂紋。
最底下放著孃親手寫的厚冊子。
每一頁都記著她哪一天想起我，哪一天走到傘坊門口又沒敢進去，哪一次為姐姐熬藥時添錯水，哪一次整理舊屋時喊了我的名字。
我沒有繼續翻。
“放進女學的舊物室吧。”
哥哥問：
“你不留一本嗎？”
“不留。”
“娘寫了二十年。”
“那是她的二十年。”
哥哥抱著匣子站在原地。
這些年，他每回見我都要說家裡的變化。
爹不再坐我從前的位置，娘吃飯時總要多擺一副碗筷，姐姐每逢雨天便不肯撐雙層傘。
他們過著安穩的日子，也一遍遍做著無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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