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這個題目有多難嗎？”
“知道。”
“你知道全世界做這個方向的，不超過一百個人嗎？”
“知道。”
“你知道這一百個人裡，大部分是終身教授、諾貝爾獎得主、頂級研究所的主任嗎？”
“知道。”
周明遠放下茶杯，看著她。“那你為什麼還要做？”
“因為我想試試。”
周明遠沉默了很久。然後他說：“好。我支援你。國科院的圖書館，有全世界最全的理論物理文獻。你需要什麼，自己找。看不懂的，問我。我不會的，幫你找人問。”
“謝謝周老師。”
2030年1月20日，林小鏡開始了畢業設計。她先在國科院的圖書館泡了三天，查了近百篇文獻。空間摺疊的理論基礎是“蟲洞”——愛因斯坦-羅森橋。1935年，愛因斯坦和羅森提出了這個概念。後來，索恩、莫里斯、維瑟等人做了深入研究。他們發現，蟲洞要可穿越，需要負能量密度。負能量密度的量，至少要達到行星級別。人類現在的技術，連一個原子的負能量密度都造不出來。距離行星級別，差了三十多個數量級。她看著那個數字，心裡想：三十多個數量級，比從原子到宇宙的距離還大。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她不想放棄。
她換了一個思路：不“造”負能量，而是“借”負能量。從真空中“借”。真空不是空的，有量子漲落。量子漲落可以產生負能量密度，但時間極短，空間極小。如果能“抓住”這些負能量，放大它們，也許能湊夠行星級別。這個想法，比“造”負能量更瘋狂。但她想試試。
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周明遠。周明遠沉默了很久。“你這個想法，已經不是‘空間摺疊’了，是‘量子場論’和‘廣義相對論’的結合。你需要學量子場論。”
“我學過。”
“學過？什麼時候？”
“大一。自學的。”
周明遠看著她，目光裡有一種她沒見過的東西。不是“驚訝”，是“敬畏”。一個教授，對一個本科生，產生了“敬畏”。因為她的知識，已經超出了他的想象。
“林小鏡，你是個天才。”周明遠說。
林小鏡沒有說話。她不是天才，她是“異常”。但“異常”這個詞，她已經不在乎了。她要做的是空間摺疊。天才也好，異常也好，都不重要。
2030年2月1日，林小鏡在國科院的實驗室裡，開始了“真空漲落放大”的理論計算。她寫了三十頁的推導，用到了量子場論、廣義相對論、統計力學。她算了一個月，得到了一個結果：理論上可行，但需要的能量極大，相當於整個銀河系一年的總輸出。她把結果給周明遠看。周明遠看了，沉默了很久。“這個結果，可以寫一篇論文。不是‘工程’，是‘理論’。《物理評論快報》應該能收。”
林小鏡愣了一下。《物理評論快報》，物理學頂級期刊，影響因子高，發表難度極大。她從來沒想過自己能投這個期刊。但周明遠說“能收”。她不知道能不能，但她想試試。
她用了兩週的時間，把推導過程寫成了一篇論文。二十頁，八千字，三十個公式，二十篇參考文獻。她把初稿發給周明遠。周明遠改了三天，改完發給她。她又改了兩天，改完發給他。他又改了一天，改完說“投”。她投了。
2030年3月1日，林小鏡收到了《物理評論快報》的審稿意見。兩個審稿人，一個小修，一個大修。小修的那位說“論文有新意，計算正確，建議接收”。大修的那位說“論文有新意，但理論框架不夠完善，需要補充對負能量密度穩定性的分析”。林小鏡看著那條意見，心裡想：他說得對。她只算了“能不能”產生負能量，沒算“能不能”保持穩定。負能量本身是不穩定的，會衰減。她需要設計一種“穩定機制”。
她想了三天，想到了一個辦法——用“拓撲保護”。某些拓撲結構可以保護物理量不受擾動。比如，量子霍爾效應中的邊緣態，受拓撲保護，不會散射。她可以用類似的拓撲結構，保護負能量密度不被衰減。這個想法，需要學“拓撲物理”。她又跨了一個領域。
2030年3月10日，林小鏡開始自學拓撲物理。她借了三本書——《拓撲絕緣體導論》《量子霍爾效應》《拓撲能帶理論》。她用了兩週，讀完了。她學到了“拓撲保護”的原理——陳數、貝里曲率、邊緣態。她把那些原理用到了負能量密度的穩定上，設計了一種“拓撲保護負能量密度”的方案。她算了三週，得到了一個結果：理論上可行，但需要極低的溫度，接近絕對零度。她把補充分析寫進論文，重新投稿。這次，審稿人沒有意見了。接收。
2030年4月1日，林小鏡的論文在《物理評論快報》上線上發表。她看著那個頁面，看著自己的名字——Lin Xiaojing，後面跟著周明遠。她笑了。不是“表演”的笑，是真正的笑。因為她的工作，被物理學頂級期刊認可了。這種“認可”，是真正的認可。
晚上，她給蘇婉清打電話。“媽，我發了一篇論文。”
“又發了？第幾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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