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2年12月17日，晚上七點四十分。林小鏡離開會議中心後不到五個小時，那棟樓塌了。不是慢慢傾斜的倒塌，是瞬間的垂直坍塌。地下停車場的結構柱在爆炸中已經受損，鋼筋被高溫軟化，混凝土剝落。五點八級餘震成為壓垮它的最後一根稻草。整棟建築像一個被抽掉骨架的軀殼，從中間向下凹陷，層層斷裂，層層堆疊，在十幾秒內變成一堆廢墟。
方處長當時還在現場勘查。他聽到一聲沉悶的巨響，地面在腳下震動，面前的會議中心像被一隻看不見的巨手從頂部拍了一下，整個矮了下去。煙塵像海嘯一樣從廢墟中湧出來，瞬間吞沒了停車場，吞沒了廣場，吞沒了站在遠處警戒線外的人群。方處長被氣浪推倒在地，耳朵裡嗡嗡作響。他趴在地上抬起頭，眼前什麼都看不見，只有灰，鋪天蓋地的灰。
他摸出手機想打電話，螢幕上一層灰。他在衣服上擦了幾下，撥了林小鏡的號碼。電話通了，響了很多聲。
林小鏡接了起來。
方處長說“你在哪”。
林小鏡說“在家”。
方處長說“會議中心塌了，整棟樓都塌了”。他聽到林小鏡的呼吸聲很平穩，沒有任何變化。她問“有人傷亡嗎”，方處長說“還在統計”。
林小鏡沉默了一下，說了聲“知道了”。方處長掛了電話，看著廢墟，他還活著，活得好好的，活得很正常。他想不出第二個人能在知道整棟樓塌了的時候用這種語氣說出“知道了”。不是無情，是習慣了。習慣了自己的命比別人硬，習慣了自己不該死，習慣了別人會死而自己不會。這種習慣不是天生的，是被四次暗殺訓練出來的。
新聞當晚就播了。頭條是“京城國際會議中心發生嚴重坍塌事故”，沒有提爆炸，沒有提暗殺，沒有提林小鏡。官方通報稱“初步判斷為建築結構老化，具體原因正在調查中”。“結構老化”是一個安全的詞，不會引發恐慌，不會引發猜測，不會暴露不該暴露的東西。知道真相的人都很默契地閉上了嘴。周明遠知道，方處長知道，科學院的高層知道。他們不會說，也不能說。
蘇婉清也看到了新聞。她正坐在客廳沙發上疊衣服，電視開著，新聞跳出來的時候她手裡的T恤停在了半空中。畫面裡是一片灰白色的廢墟，消防車的紅藍燈在煙塵中閃爍，穿著橙色救援服的消防員在碎塊間攀爬。蘇婉清盯著螢幕看了好幾秒，轉過頭看坐在旁邊的林小鏡。林小鏡在看筆記本，沒看電視。
蘇婉清問她“你今天不是在那裡開會嗎”。林小鏡說“嗯”。蘇婉清的聲音突然提了起來。“你在那裡開會，樓塌了，你提前走了。”林小鏡說“嗯”。蘇婉清把T恤放下，看著林小鏡。她的嘴唇在抖，但沒哭出來。她說不出是後怕還是慶幸，或者兩種情緒攪在一起讓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她最後只說了一句“你命真大”。
林小鏡沒有應。她不是命大，是有人不讓她死，誰不讓她死，為什麼不讓，她不知道。
方處長在廢墟前守了一整夜。救援隊從瓦礫中挖出了遇難者的遺體，一具一具排列在廣場上，蓋著白布。方處長數了數，十七具，不是全部，還有人埋在裡面。他看著那些白布在夜風中微微掀動，每一塊佈下面都是一個人。他們不是林小鏡，不會復活。他想起林小鏡電話裡那句“有人傷亡嗎”，語氣平淡得像在問今天天氣怎麼樣。他不是覺得她冷血，他知道她問的是事實。她不需要情緒，她需要資料。傷亡人數是資料，資料對她有用。她從來不問沒有答案的問題，也不說沒有用的話。
凌晨三點，救援隊又從廢墟中挖出三具遺體。方處長在記錄本上寫下數字：二十。他在旁邊備註了時間、位置、初步身份。合上本子，抬起頭，晨光剛露出來，灰白色的天，灰白色的廢墟，灰白色的塵。新的一天開始了，林小鏡還活著，活在小樓裡，活在書房裡，活在電腦前。她可能已經寫完論文投出去了，也可能在改方案的第二版。他想象不出她會在這種時候休息，因為她不會在這種時候休息，任何“時候”她都不會休息。她的字典裡沒有“休息”這個詞，只有“做完”和“沒做完”。現在的狀態是“沒做完”，所以她在做。
遠處傳來挖掘機的聲音，笨重的機器在廢墟上慢慢移動，剷鬥扒開碎塊，露出更深的碎塊。方處長看了幾秒，轉身走向他的車。他要回去寫報告，報告要寫很長，要把時間、地點、炸藥型別、傷亡人數、損失評估全部寫清楚。寫完報告還要繼續查，查到兇手為止。他不在乎兇手是誰，只在乎能不能抓到。
抓不到，下一次爆炸會在哪裡等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不能讓林小鏡每次都靠命大活著，命大不是用來揮霍的。他發動車子走了。
後視鏡裡的廢墟越來越小，最後變成地平線上的一個灰點。他加速超過一輛慢行的卡車，那輛車的車廂裡也裝滿了碎石，蓋著綠色的防塵網，像一座移動的墳。他從旁邊開過去沒有減速，他要趕回去寫報告。報告裡有一個數字他必須寫清楚——二十。
二十個人死了，她活著。這就是命運，公平還是不公平他分不清。他只知道不該死的人死了，該活的人還在活。他可以寫清楚“二十”，但說不清“為什麼”。
寫不清也要寫，報告就是這樣的東西，把能寫清的寫清，把寫不清的留白。那頁留白是白紙黑字間最重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