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出去之後，燒掉底單。不要留任何痕跡。」
「明白了。」
「祁同偉，」對方叫了我的名字，聲音壓低了半分，「老陳說你腦子夠用。但腦子夠用的人，最容易以為自己一個人就能扛住。別逞強。有人拉你一把，你得接住。接住以後能不能站穩，看你自己。」
電話結束通話了。
忙音響起，空洞而冷漠。
我放下聽筒，坐在椅子上，久久沒動。
辦公室裡很安靜，只有牆上的掛鐘在走字。滴答，滴答，像是在倒計時。
上輩子，我就是一個人硬扛。
漢東大學操場，六月的太陽曬在水泥地上。我穿著那身舊警服，膝蓋跪下去，碎石子隔著褲料頂進肉裡。
梁璐站在三米外。
周圍有人看，有人拍照，有人笑。
我想站起來，腿不聽使喚。想說話，嗓子像被砂紙磨過，一個字也擠不出來。
那天沒有人伸手。
後來我才明白，一個人不是不能往前走，是不能每一步都踩在別人設好的坑裡，還以為咬牙就能過去。
這一世，陳岩石遞了一隻手。
我接，但不能把命掛在別人手上。
我站起身，走到檔案櫃前，開啟最底層的那個抽屜。裡面放著一個牛皮紙袋，裝著我在佛山拍下的照片、錄音帶，以及那份關鍵的供貨合同影印件。
我把紙袋拿出來，抽出發票和照片的影印件，裝進一個新信封。封口，貼郵票。動作很快，手很穩，沒有抖過一下。
原件鎖回抽屜，鑰匙揣進口袋。
我知道，這封信寄出去，我和梁家的事就不再只是暗地裡的試探。
但我沒有退路。
要麼把線往上遞。
要麼等他們把線掐斷。
我把信封放進公文包，走出辦公室。外面的陽光正好，初夏的熱浪撲面而來，柏油路面被曬得發軟，踩上去有種微微下陷的觸感。
街角的郵筒綠得發亮，漆皮剝落了幾塊，露出底下鏽紅色的鐵皮。筒口黑洞洞的，像一張沒有牙齒的嘴。這個郵筒我來來回回路過無數次，從來沒正眼看過它。今天它是我的渡口。
我走過去，把信投進去。
哐噹一聲。
信件滑落的聲音清脆而短暫，像某種儀式的終結。我站在郵筒前多看了兩秒，確認信封沒有卡在投遞口，才轉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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