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劉的戰友姓張，叫張建國，在順德分局刑偵大隊幹了十五年，現在是副大隊長。他在分局門口接我們的時候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警用T恤，袖子捲到肩膀，露出來的胳膊被太陽曬得黑紅。
他跟老劉握了手，沒多寒暄，首接說：「先去我辦公室，路上別說話。」
他的車是一輛半新的捷達，方向盤套磨得發亮。從分局出來往南開了二十分鐘，經過一片低矮的廠房和倉庫，最後停在一個老舊小區的樓下。
辦公室在他家。
三室一廳，客廳改成了工作間，牆上貼著地圖和照片，茶几上攤著幾本卷宗。他給我們倒了茶，杯子是搪瓷的，跟陳岩石那個差不多。
「曹慶的貨運站我盯了半個月了。」張建國把一張航拍圖鋪在茶几上，圖上有紅筆畫了幾個圈，「在這兒，順德西南角，靠近江邊。表面上是個體物流，實際上——」
他從卷宗裡抽出一張照片，拍的是貨運站裡一輛正在卸貨的貨車。車廂開啟，裡面碼著一排排的紙箱，但紙箱的排列方式不對——中間留了一條過道，過道盡頭用篷布蓋著什麼東西。
「我們的人靠近過，聞到一股酸味。」張建國說，「不是正常貨物的味道。」
老劉拿起照片看了半天，遞給我。
我看著照片裡的場景，跟記憶裡的某個畫面重疊了。上輩子的卷宗裡有一張類似的照片——同一個貨運站，同一堵牆，甚至連牆根那堆廢輪胎的位置都一樣。那張照片是2005年專案組拍的，現在提前了兩年。
「這個貨運站晚上幾點關門？」我問。
張建國看了我一眼，大概覺得一個年輕人不應該第一句就問這個。但他還是回答了：「名義上是晚上八點，但我的人蹲過三天，發現凌晨一點到三點之間有貨車進出。」
「什麼車？」
「藍色廂式貨車，車牌換了三次。但車型一樣，都是福田，車廂側門有一道劃痕。」他從抽屜裡拿出另一張照片，拍的是貨車的側門，有一道從門把手斜拉到車尾的白色劃痕，漆皮翹起來了。
「這道劃痕是固定的。」張建國說，「只要這輛車出現，就是同一個。」
老劉接過照片，又看了看我。
我明白他的意思——這個案子比預想的深。貨運站、夜間進出、換牌、固定車輛，這是標準的毒品中轉站配置。
「能進去看看嗎？」我問。
張建國搖了搖頭：「貨運站有監控，門口兩個，院內至少三個。我們的人只能在遠處看，靠近過一次，第二天就被貨運站的人換了鎖。」
「說明他們警覺性很高。」老劉說。
「不是高，是有人通風報信。」張建國把照片收起來，坐回沙發上，「我懷疑分局裡有人跟他們有聯絡。所以這事我不能走正常程式。」
他看了看老劉，又看了看我。
「你們要查，只能自己想辦法進去。」
當天下午，我換了身衣服——一件從地攤上買的舊夾克，一條灰褲子，一雙沾了泥的運動鞋。老劉從後備箱翻出一頂草帽扣在我頭上，又往我臉上抹了點灰。
「像來找工作的了。」他說。
張建國開車把我送到貨運站外圍，在距離大門兩百米的地方停了車。我下車走過去，步子放慢，肩膀垮著，像個在附近轉了幾天的外地人。
貨運站的大門是一扇鐵柵欄門，旁邊的牆上掛著一塊木牌，寫著「順安物流」。門口停著兩輛摩托車，一輛電動車。門衛室裡有個人，五十來歲，光頭，穿著汗衫，翹著腿在看報紙。
我走到門口，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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