菸蒂和字條躺在抽屜裡，我盯著它們看了很久。
昨天夜裡，老劉把調令批准人的換證記錄遞進三號庫時，己經是凌晨一點。省廳後勤口三年前確實辦過一張身份證，理由是「原籍戶籍重登」——一個聽起來像是檔案管理失誤的說辭。辦證人的名字，正是調令批准人。而經辦人簽字欄，和那張調令一樣，又是空白。
我把那張影印件和賬本「搬家費」那一頁並排放在桌上。
一個辦證，一個搬家。辦證是為了換一張臉，搬家是為了把換了臉的人從東省搬回漢東。兩樣東西，同一件事。這不是退休，是藉機換個身份，重新回到這張棋盤上。
「這證辦的時候，人去沒去過現場？」我昨晚問過老劉。
「沒去過。」老劉把菸頭摁滅在桌角，「這種內部重登，本人託人代辦的多了。只要卡在系統裡，公章一蓋，照片一換，舊檔就銷了。」
「那舊檔呢？」
「銷了。」他說，「檔案室那邊只剩一張存根，辦證人簽名欄和經辦人簽名欄都是空的。要不是系統裡那條『原籍戶籍重登』的記錄還掛著，這三年前的東西根本查不出來。」
我盯著那張存根影印件。省廳後勤口，一個蓋章就能讓一個人從省廳的地盤上「退休」，再從東省「回來」。這中間經手的人，沒有一個留下名字。可越是這樣，越說明有人在替他把這條路鑿通。
老週上午來報的時候，我正盯著牆上的時間線出神。
時間線上，從三號會議室隔壁那間辦公室起，一條紅線標到了醫務所舊址，另一條紅線標到了東省。兩條線在「三個月前」交匯——蘭姐賬本里那筆搬家費的位置。
「簽字人病假結束，今天正常上班了。」老周說。
「他進辦公室了？」
「沒有。他繞開了三號會議室隔壁那間，改走側梯去了醫務所舊址方向。」
我放下筆：「去了多久？」
「十分鐘。站在後門看了一眼，沒進去，又走了。」
我靠在椅背上。簽字人病了三天，一上班不先進辦公室，先去看舊址。他在確認舊址有沒有人在盯，自己不動，讓他背後那輛車動。
「他一個人去的？」
「一個人。」老周說，「連司機都沒帶。我遠遠跟著，他走得很慢，不像巡視，倒像是踩點。」
「踩點？」
「就是看看那地方現在什麼樣，有沒有人動過。」老周頓了頓，「他臨走前在舊址門口站了一會兒，抬頭看了二樓一眼。二樓是當年醫務所檔案室的位置。」
我點了點頭。簽字人在看那扇窗。三年前，管賬人就是從那扇窗底下，看見了停在院子裡那輛省辦公廳序列的車。簽字人今天也要看一眼，確認那扇窗現在是不是還亮著燈——確認還有沒有人在替他盯著舊址。
「盯緊他。」我說，「他要是再往舊址那邊去，第一時間告訴我。」
老周點頭走了。我坐在三號庫裡，把那本賬本翻到「搬家費」那一頁，指尖在備註欄那三個字上停了一會兒。蘭姐寫這三個字的時候，應該己經知道調令批准人換了張臉。她記的不是一筆運費，是記了一個人換了身份回到漢東。
下午，鍾小艾來了三號庫。
她把一份駐廳紀檢組蓋章的採信函放在桌上。老排程孫師傅那本工作筆記，正式入捲了。那一小時盲區，從此是官方承認的線索，不再是我一個人紙上的斷言。
「一小時盲區入捲了。」她說，「空號錄音和『他也重生』那西字的照片，也放進證物袋了。」
她說著，當著我的面把兩隻透明證物袋封好口，標籤上寫了編號，放進檔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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