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瑞蘭沒有立刻答。她垂了一會兒眼，把這句話掂了掂，才讓它落到地上。
「她嫁過一次人。」趙瑞蘭終於說，「女婿，姓顧。三年前那個三月，嘉靖老墳場遷走的墳，有一片是他家的。蘭姐那半年每隔幾天就往西跑，跑的不是墳場的空——是跑去看，那座墳裡埋著的那個『他』，到底有沒有躺著。」
「墳裡躺著的，他，」我說，「和他三月『回來』的，是同一個。」
「你自己算。」趙瑞蘭說，「你查到的嘉靖農機廠，三月招的工，五個月散夥的廠子——那廠的田，就在那座墳場邊上。蘭姐在那裡進廠，不是去打工，是去做給活人看的。」
鍾小艾沒說話。她把那七個字——「你還能不能再活一回」——在燈下掂了一遍，把它掂進證據鏈裡一個終於合嚴的齒。
「這些，能寫進卷嗎。」她問，問得首。
「寫一半。」趙瑞蘭說，「我能說的，就到這裡。剩下那半截——週五，下午三點，那間辦公室。」她看著我，「你們今晚查到的這個人，不在章上。可真要坐實他，就得讓他從章後面，走到章前面來。」
「辦公室見的，不是簽字人。」我說。
「是『他』。」趙瑞蘭說，「他給自己搭好了最後一把椅子。就看週五，是你把他按進椅子，還是他把你按進去。」
她站起來，在門口停了停。
「你良心要是還沒被這幾年的案子磨平，」她說，「就該明白我今晚為什麼只肯說給你們兩個聽。」她把風衣領子攏起來，最後一句，壓得很低，「我不是來作證的。我是來賭你這一回，敢不敢把賬本第一頁，帶進那間辦公室。」
庫裡又只剩兩個人，燈比先前更暗。
鍾小艾把風衣內袋那份手抄取出來，沒有翻，只捏著折角。
「趙瑞蘭說的，到『殼』為止。」她說，「往下的名字，得坐著實才算數。」
「我知道。」我說。
「週五，」她又說一遍，聲音平，「辦公室那個門，得你帶證進去。這條線我不跟，是因為程式擋在門口——進了那道門，是你的場。出了那道門，才是我的場。」
我沒有再應。
我走到牆角的鐵皮櫃前，把手伸到最底層，抽出那份沒進任何案卷的東西——三年前，支隊踢我的那張假調令，存底影印件。簽發欄那枚章，經人比對，和沈某這條鏈上的章，同票同源。
我一首留著它。
三年前，就是這枚章，把一紙假調令按進支隊，把我從舊案組踢了出去。那天我拿到的，是「退」；今天我手裡的，是那份影印件還壓在箱底的證明——它從沒離開過我。
我把它和賬本第一頁並排擺在燈下。
兩件東西，隔著三年，用的是同一個三月！
同一年，同一個月。一紙假調令，一本舊賬本，一枚反著光的章。它們從三年前起就等著湊到同一張桌上，看誰，先被自己造的東西壓下去！
「是『他』。」我聽見自己說，「三年前那個三月，有人先換了一張臉回省廳，再把假調令遞進支隊，把我踢出去，好用我的『退』，立他自己的『約』。我查了這麼久，一首在查誰籤的、誰批的、誰蓋章——原來這些，都是同一個人遞過來的幌子。」
鍾小艾沒有接。
她沒有翻本子。她只把手，輕輕按在我手邊那張賬本第一頁的一角，按住一道她也不確定能不能守到週五的線。
「你把它帶進去。」她說，「別讓它替你走。」
我沒答話，把兩樣東西一起封進一個牛皮紙袋，袋口繞上封條，壓上自己那枚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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