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保國的供述持續了整整八個小時。
從1981年5月第一次作案，到1983年7月最後一次，三年時間裡，他殺害了四名年輕女性：王小紅、李秀蘭、趙曉梅，以及至今未能確認身份的無名女屍（他供述名叫“小芳”，全名不知道，是在城西電影院門口搭訕認識的）。
作案動機簡單得令人髮指：第一次是“心情不好，想發洩”；第二次是“覺得刺激”；第三次第四次……“習慣了”。
“她們看不起我。”張保國在供述時說，“我是個賣肉的，身上有腥味，她們從我攤前過都要捂著鼻子。晚上在街上遇到，她們都躲著我走。”
“所以你就殺了她們？”秦峰問。
“一開始沒想殺。”張保國低著頭，“就是想嚇唬她們，讓她們也嚐嚐害怕的滋味。但後來……控制不住。”
他描述作案過程時，語氣平靜得像在說別人的事：怎麼踩點，怎麼選擇目標，怎麼用“問路”“幫忙”等藉口接近，怎麼在僻靜處下手，怎麼處理屍體，怎麼清理現場。
細節和秦峰之前的推斷基本吻合。他用的是自己攤位上的刀，每次作案後都會仔細清洗，用磨刀石重新開刃。衣服上的血跡會反覆搓洗，洗不乾淨就燒掉。
“為什麼留頭髮和戒指？”
“留個念想。”張保國說，“不然總覺得不真實，好像那些事都沒發生過。”
典型的戰利品心理。
關於埋屍地點，他供出了三處：昨天發現的兩處，還有一處——在屠宰場後面的廢棄水塘裡。
“第一個（王小紅）埋得淺，就在路邊樹林。第二個（李秀蘭）埋得深些，在窪地。第三個（趙曉梅）埋在了水塘邊，用石頭壓著。”張保國說，“第四個（小芳）本來也想埋，但那天下雨，河邊泥濘，就隨便裹了裹扔河裡了。”
“為什麼不埋在同一處？”
“怕被發現。”張保國頓了頓，“而且……每個地方感覺不一樣。”
這種對作案地點的“紀念”心理，也是連環殺手的特徵之一。
供述結束時，已經是晚上七點。張保國在厚厚的筆錄上按了手印，每一頁都按，紅色印泥在紙上留下一串刺目的指紋。
他被帶出審訊室時，忽然回頭看了一眼秦峰。
“秦警官。”這是他第一次主動稱呼。
秦峰抬頭。
“你怎麼知道那些細節的？”張保國問，“刀的角度，傷口的樣子……你好像親眼見過。”
審訊室裡的人都看向秦峰。
秦峰沉默了幾秒，才說：“因為受害者會‘告訴’我。每一處傷口，每一個細節，都是她們無聲的控訴。”
張保國愣了愣，最終什麼也沒說，被民警押走了。
門關上後，李建國長長地吐出一口氣，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這個鐵打的漢子，此刻也顯出了疲憊。
“終於……拿下了。”
周大海點起一根菸，手有些抖：“四條人命……就因為他覺得‘她們看不起我’。”
“心理扭曲了。”秦峰收拾著筆錄，“從被開除、離婚開始，他就把對社會的怨恨投射到了特定群體身上。年輕女性在他眼裡，成了某種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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