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是徐老師學校的同事又湊了一百二十塊。錢是用紅紙包著的，上面寫著“祝徐老師早日康覆”。送來的是教導主任，石頭那天正好在老虎灶前幫灶根叔劈柴，看見教導主任進來，手裡的柴刀停在半空。教導主任把錢交給灶嬸，拍了拍石頭的肩膀，說了句“學堂等儂回來”，就走了。石頭站在原地，柴刀攥得緊緊的，好一會兒才繼續劈柴。
最讓靜霞意外的，是一個不認識的退休老教師。她是從楊浦區坐了將近兩個鐘頭的電車趕來的，手裡攥著一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豆腐乾大的文章——就是靜霞發在社會新聞版上的那篇關於灶火弄募捐的特寫。她找到灶火弄的時候天都快黑了，在弄口問了劉叔，走到老虎灶前，從布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裡面是三十塊錢和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我教了一輩子書，知道一個老師帶一個孩子有多不容易。請轉告徐老師——保重身體，學生還在等她。”
靜霞把那張紙條看了好幾遍。她站在灶間門口，藉著灶火的光，把紙條上的字一個一個地看過去。然後她把紙條夾進筆記本里，在“徐老師”那一頁旁邊批了一行字：“有些東西刪不掉。”
到第七天，累計數字已過了一千。
灶根叔每天更新黑板已經成了灶火弄的一景。鄰居們路過都要看一眼，有人看完點頭，有人看完掏口袋，有人看完說“明朝我再捐點”。黑板上的數字每天都在漲，不是大數字，是碎碎的數字——一塊兩塊地漲，有時候是一角五角地漲。但漲得很穩，像灶膛裡的火，不旺不滅，持續地燒著。
這天下午，趙建國在街道辦的辦公室裡坐了很久。他面前攤著一份關於灶火弄募捐情況的簡報。他想起募捐第一天，他往捐款箱裡塞了一個信封。信封上沒有寫名字。不是不想寫——是不知道該怎麼寫。他是街道辦幹部，按理說他應該第一個站出來帶頭捐款。但他沒有。他等到了下班以後，等到了弄堂裡沒人，才把信封塞進箱子裡。
他從辦公桌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在上面寫了四個字：“灶火弄人。”然後把當月工資的三分之一裝進去，封口，放進公文包裡。
傍晚下班，他路過菸紙店。劉叔正往黑板上更新今天的數字。趙建國站在弄口，把公文包裡的信封遞過去。“今朝的數字裡廂，加上搿個。”劉叔接過信封，捏了捏厚度，把信封拆開，把裡面的鈔票一張一張捋平了放進捐款箱裡。然後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無名者又捐若干。”趙建國看著那行字，嘴角動了一下，轉身往4號走。王麗從灶披間探出頭來，說“今朝哪能回來晚了”，他說“街道辦忙”。王麗看了他一眼，沒有追問。
第八天下午，徐老師終於被陳阿婆從屋裡拽了出來。
她出院以後一直悶在屋裡，除了去醫院覆查，幾乎不出門。陳阿婆忍了幾天，第八天終於忍不住了，站在2號門口喊：“儂再悶下去，病好了人也發黴了！出來曬太陽！”
徐老師被她拽著胳膊拉到過街樓底下，按在趙大爺的藤椅上。腿上蓋了一條舊毛毯——是陳阿婆翻箱底翻出來的，她兒子小時候用過。太陽很好。過街樓底下的穿堂風被門洞擋了一下，不算太冷。徐老師閉著眼，臉上終於有了一點血色。
弄堂裡的人進進出出，經過過街樓都放慢了腳步。小玉蹲在徐老師旁邊，往她手裡塞了一個橘子。周奶奶拄著柺杖走過來，在徐老師旁邊的竹椅上坐了一會兒，也沒說話，就是陪著坐。老李從3號出來，手裡提著一臺修好的電扇，擱在過街樓牆角，說“給徐老師屋裡廂用”。
灶根叔拿著小黑板從老虎灶走出來。黑板上今天的數字已經更新好了——“累計：1087元8角”。他把黑板掛在弄口過街樓的牆上——這是他第一次把黑板從老虎灶門口挪到弄口，為的是讓更多路過的人看見。掛好了，他彎腰把支腳的螺絲擰緊，站直了看了一眼，轉身往回走。
這時候，徐老師睜開了眼。
她看著過街樓底下這些人。陳阿婆正蹲在地上幫小玉剝橘子，橘子皮撕成一小塊一小塊的。趙大爺拄著柺杖站在過街樓門洞底下，用柺杖頭指著小黑板上的數字，正在跟劉叔爭論“一千一百塊今朝能不能到”。劉叔從菸紙店裡探出頭來說肯定能，還差十二塊。鞋匠阿大在皮匠攤前低著頭敲鞋釘，旁邊竹竿上掛著小玉那雙修好也穿不了的布鞋。老李抱著一臺修好的無線電站在牆角，上面貼了一張紙——“義賣，銅鈿塞進募捐箱”。
石頭從2號出來，手裡拿著一隻搪瓷杯，走到他媽面前，把杯子遞過去。杯子裡是紅糖水，是灶嬸剛衝的。
她接過搪瓷杯，沒有喝。她把杯子捧在手心裡，手背上的針眼還沒消，青紫青紫的。她的眼睛紅了。
“我在課堂高頭教了二十多年語文。我跟學生講善良、互助、正直——搿些儕是課文裡廂的道理。我從來沒想到，搿些道理，有朝一日會在阿拉搿條弄堂裡廂，一樣一樣地，被每一個人，做給我看了。”
她的眼淚從眼角淌下來，順著顴骨滑到下巴，滴在搪瓷杯的蓋子上。她沒有用手擦。
石頭蹲在她旁邊，把她的手握住。陳阿婆站起來，一隻胳膊摟住徐老師的肩膀，眼眶也是紅的。趙大爺拄著柺杖仰頭看天，假裝在看小黑板上的數字。劉叔抱著一箱益民食品四廠的‘快樂牌美味肉蓉面’站在菸紙店門口，一動不動。老李把義賣的紙牌扶正了，低了頭。周奶奶坐在竹椅上，雙手交疊在柺杖頭上，嘴唇翕動著，像是在唸什麼。
過街樓的風吹過來，把灶根叔小黑板上粉筆字的粉末吹落了幾粒，在陽光裡閃著細細的光。遠處老虎灶的煙囪正冒著白煙，灶根叔蹲在灶膛前添煤，灶膛裡的火苗從煤縫裡躥上來，紅彤彤的，把整個灶間映得通亮。
這是這幾天灶火最旺的時候。不是因為天冷要多燒熱水，是因為這條弄堂在為一個老師燃燒。
募捐結束後，靜霞在亭子間裡坐了整整一個晚上。
她面前攤著筆記本，翻開的那一頁已經寫了大半。那是她準備寫給編輯部的募捐活動總結——不是官樣文章，是一篇特寫。她寫了陳阿婆取定期存款的那個早上，寫了趙大爺把準備過年用的錢一張一張放進鐵皮盒子的動作，寫了鞋匠阿大掛在小竹竿上那雙修好也穿不了的布鞋，寫了周奶奶那對跟了她六十年的銀鐲子，寫了阿珍從深圳託人帶回的一百塊錢和那張“不要留名”的紙條，寫了那個從楊浦區坐了兩個鐘頭電車趕來的退休老教師和她寫在紙條上的那句話——“學生還在等她”。
她寫完了最後一個字，擱下筆。
窗外，老虎灶的煙囪已經不冒煙了。但她知道灶膛裡的火還燒著——灶根叔今晚沒有蓋溼煤灰。這幾天他都沒有蓋。火敞著，燒了整整八天八夜。
她合上筆記本，走到窗前。
弄堂裡已沒什麼人聲。只有過街樓上的爬山虎新葉子在風裡窸窣作響，和遠處哪家窗戶裡飄出來的收音機聲——一個女聲在唱滬劇《賣紅菱》，唱得婉轉纏綿、細膩動人，又夾雜著一絲市井煙火氣與命運無奈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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