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天各一方】
1996年夏天，靜霞在報社深度調查部的辦公室裡接到了一封來自上海的信。
信是阿珍寄來的。阿珍每隔幾個月就會給她寫一封信——阿珍說多寫信能鞏固識字的效果，還能練字。信上的字比十年前好看了許多，橫平豎直，每一筆都用力到紙背凸起。阿珍在信裡說，小玉終於考上了上海大學，學的是國際貿易，九月份就要報到。老李的修理鋪從虯江路搬到了浦東，和阿珍的電器店並排開在一條新闢的商業街上，生意比從前好了三成。末了附了一句：“老虎灶的水還燒著。灶嬸新加了一隻寫著“3號小周”缸子，每天把你和周野的搪瓷缸並排擱在灶臺上，兩隻缸子都灌熱水。她講，讓你和周野有空一起回去。”
靜霞把信摺好放進抽屜裡。抽屜裡還有一封——1996年春天阿珍寫的，她翻出來又看了一遍，兩封信並排擱在桌上。窗外漢口路上梧桐樹的葉子已經綠得發亮，被夏風吹得輕輕晃動。她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白開水，報社茶水間打的，沒有煤煙味。但她已經習慣了。不是不想老虎灶——是想也沒用。她現在住在報社分的宿舍裡，離灶火弄半個南市區，每兩週回去一趟已經不容易。深度調查部的事越來越忙，手下三個年輕記者各有各的稿子要帶，她自己的“凡人錄”專欄已經從每週一篇變成了每週兩篇，讀者來信塞滿了辦公桌最下面的抽屜。
她旋開鋼筆帽，在筆記本上記了一行字。她現在有兩本筆記本——一本舊的，封面磨得發亮，記錄的是在灶火弄的歲月；一本新的，記錄離開以後的見聞。老的那本已經快寫滿了，她翻到最後一頁空白處，寫道：“1996年夏。阿珍來信——小玉考上上海大學。老李的修理鋪搬到浦東。灶嬸每天把我和周野的搪瓷缸並排擱在灶臺上，兩隻缸子都灌熱水。”
她把筆擱下。桌上的電話響了。
電話是社會新聞部打來的，說徐匯區有一個動遷地塊出了群體事件，問她能不能派人去。她說她自己去。她掛了電話，把筆記本裝進挎包裡，臨走前又看了一眼抽屜裡那兩封並排擱著的信，然後把抽屜合上。
周野這一年很少回灶火弄。
他的建材公司在閘北站穩了腳跟——不是當年華亭路那個個體鋪面的規模，是正經註冊的公司，有營業執照有稅號有五個員工。主要做工程砂石和水泥，客戶是浦東那幾個新開工的樓盤。他每天從閘北跑到浦東，晚上回到辦公室，一個人坐在桌前算賬。桌上擱著一隻搪瓷缸，灶根叔送的，“自力更生”四個字清晰可見。他沒有換電熱水壺，一直用搪瓷缸喝白開水——辦公室有煤氣灶，他每次燒水都把搪瓷缸擱在旁邊，等水開了灌進去。他不喝茶，只喝白開水，因為只有白開水才喝得出煤煙味——雖然閘北的自來水根本沒有煤煙味，但他還是會聞一下再喝。
他到上海十三年了。從三層閣站不直身子的小工，到華亭路擺攤的個體戶，再到閘北建材公司的小老闆。他在上海站直了——不是因為賺了多少錢，是因為他再也不用從別人手裡接搪瓷缸了。但他每次端起搪瓷缸喝水的時候，總覺得水不夠燙。不是溫度不夠——是沒有人跟他碰缸子了。
這天下午他去浦東送一批砂石，回來的時候路過陸家嘴。東方明珠電視塔已經建成開放了，金茂大廈的地基正在打樁，工地上到處是戴著安全帽的工人和轟鳴的打樁機。他把卡車停在路邊，下車站了一會兒。江風吹過來，帶著黃浦江特有的淤泥味和柴油味。他想起當年在曬臺上跟靜霞說的話——“想蓋一幢樓，裡面住著想保護的人。”那幢樓他後來蓋了，不是磚頭的樓，是他的公司。他保護了五個員工的飯碗，按時發工資按時交社保，但他最想保護的那個人，不在樓裡。
他回到卡車裡，把搪瓷缸從駕駛座的杯架上拿起來喝了一口水。水已經涼了。他把卡車發動，沿著世紀大道往閘北開。路上經過一家新華書店，他停下車走進去，在書架上找到了靜霞的那本《亭子間裡的記者》。這本書他已經在辦公室裡放過一本了，但他還是買了一本新的，放在卡車駕駛室裡。他翻開扉頁，上面還是那行字——“獻給灶火弄”。他把書合上，放在副駕駛座上。
他們已經有三年沒見面了。不是刻意避開——是兩個人的生活軌跡再也沒有交集。靜霞在浦西跑社會新聞，周野在浦東跑工地。偶爾他會從老李那裡聽到她的訊息——老李搬到浦東以後，周野每個月去看他一趟，帶兩條煙或者其他一些什麼。老李說靜霞上個月來採訪過浦東的動遷安置小區，遠遠地看了修理鋪一眼就走了。周野問為什麼沒進去坐。老李說她忙著趕稿子，筆記本上記了一堆就走了。周野沒有說話，只是把搪瓷缸端起來喝了一口水。
1997年春節，靜霞在報社值班。
除夕夜，她一個人在辦公室裡校完了一篇關於外來務工人員春節返鄉的特寫，然後走到窗前。窗外是漢口路的夜景——馬路上沒什麼人，只有路燈把梧桐樹的枯枝投影在柏油路面上。遠處有零星的煙花升起來，炸開一小團紅紅綠綠的光，又滅了。她忽然想起1983年除夕——她在灶火弄過的第一個年。過街樓底下拼了兩張八仙桌，陳阿婆的紅燒蹄髈、阿珍的四喜烤麩、徐老師的八寶鴨、灶根叔的什錦炒素，還有周野塞進她手裡的那對護膝。那天晚上在曬臺上，他問她“你知道紮根是什麼意思嗎”，她說“吵架了不走，害怕了不走，被現實打了一悶棍還不走”。他說“那就不走”。
她走了。他也走了。他們都沒有留在灶火弄。但他們都在上海——隔著半個城市，各自做著各自的事。她寫她的稿子，他做他的生意。她保護那些被拆遷被下崗被時代碾壓的人，他保護他的員工和客戶。他們走的是兩條路，但方向也許沒有差太遠——都是讓這個世界變得稍微好一點。只是不在同一條路上。
她回到辦公桌前，旋開鋼筆帽，在筆記本上寫道——“1997年除夕。值班。窗外有煙花。想起1983年的年夜飯。搪瓷缸還是那隻搪瓷缸，水不是老虎灶的水了。”
她擱下筆，合上筆記本。
同一天晚上，周野在他閘北的辦公室裡。他已經很多年過年沒有回去了，父母被妹妹接去南京過年。他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桌上擱著一盤從樓下滷菜店買的醬牛肉和一瓶七寶大麴。他給自己倒了一杯，又把另一隻搪瓷缸灌滿白開水擱在對面。牆上掛著那張灶神像——從三層閣帶出來的，被煤煙燻得發黃，但灶王爺的笑容還是模糊的。
他把酒杯端起來，碰了一下對面那隻搪瓷缸。叮的一聲，很輕，很脆。
從1983年算起，他們認識快十四年了。在一起的時間其實不算長——1983年到1992年，不到十年——後面的日子都被拆遷和襲擊和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分歧切斷了。但他在上海從來不看別的女人。不是刻意的，是做不到。靜霞不是那種你能用別人替代的人。她身上有一種很硬的東西——不是冷硬的硬，是那種在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練出來的、在報社被斃了無數篇稿子也沒放棄的、在後腦勺縫了三針還爬起來繼續走路的硬。這種硬，他這輩子只在兩個人身上見過——一個是灶根叔，一個是她。
他把灶神像上的釘子往裡摁了摁。釘子已經夠緊了，他只是想找個動作來蓋住心裡那種說不清的感覺。
春節過後，靜霞接了一個新選題。報社準備在“香港迴歸”前後推出一個系列報道，叫“上海屋簷下”，寫上海各個角落裡的人——里弄幹部、下崗工人、動遷居民、個體戶。老陳把她叫進辦公室，把選題計劃推到她面前。她翻了翻，翻到最後一頁，上面寫著一個名字——“周野”。選題說明上寫著：個體戶出身，從華亭路擺攤做到建材公司老闆，經歷1990年代初的經濟波動，是上海個體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
她把選題計劃合上。
“這個選題誰報的？”
“我報的。”老陳把老花鏡摘下來擱在檔案上，“你不想寫的話我讓別人去。”
靜霞沉默了一會兒。她把搪瓷缸端起來喝了一口水，然後放下。窗外漢口路上的汽車喇叭聲響了兩聲又遠了。
“我寫。”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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