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火弄》【第三十二章 山巔與深淵(上)【榮光】】(1)

作者:半旅人生·9天前

【第三十二章 山巔與深淵(上)【榮光】】

靜霞獲得中國新聞獎是在1997年秋天。

通知是總編老陳親自送到她辦公桌上的——一份紅標頭檔案,抬頭印著“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正文只有兩段,說她採寫的系列報道《上海屋簷下》榮獲第六屆中國新聞獎二等獎。頒獎典禮十一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老陳把檔案擱在她桌上,說了一句“你是我們報社第一個拿這個獎的”,然後把老花鏡摘下來擦了擦鏡片。

她拿著檔案站在窗前。漢口路上梧桐樹的葉子開始落了,蕭瑟的秋風追逐著幾片枯黃的落葉,逼得它們在空無一人的步道上團團亂轉。她忽然想起1983年春天——她提著一隻舊皮箱站在灶火弄弄口,過街樓上的爬山虎還沒長出來,晾衣竹竿上的衣裳在風裡晃來晃去。那時候她連報社的編制都沒轉正,第一篇稿子被斃掉以後在老虎灶門口哭了一場,灶嬸遞給她一碗熱水說“灶火不滅,人心就不冷”。現在她拿了中國新聞獎——中國記者能拿的最高榮譽。

她把檔案放進抽屜裡,抽屜裡並排擱著兩樣東西:父親那本《上海的早晨》,扉頁上寫著“上海如海”;還有她自己的《亭子間裡的記者》,扉頁上寫著“獻給灶火弄”。

頒獎典禮定在十一月十八日。她提前一天到的北京,住在新華社招待所裡,房間朝北,窗外是長安街的車流。她躺在狹窄的單人床上,聽著暖氣片噝噝的水聲,想起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冬天——那時候她睡在知青點的大通鋪上,頭頂是糊了報紙的土牆,每天早上醒來鼻子裡全是煤煙味。現在她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等著領獎,手裡攥著一張寫著獲獎感言的紙。感言改了四遍,最後只剩兩句話——“這個獎屬於上海一條叫灶火弄的弄堂。屬於一個燒了二十多年水的老人,他在小黑板上寫過四個字:水清則明。”

典禮在人民大會堂的一箇中型廳舉行。她坐在第二排,左邊是新華社的一個老記者,右邊是央視的一個女編導。輪到她上臺的時候,臺上燈光很亮,亮得她看不清底下的人臉。她把獲獎感言唸完,鞠了一躬。臺下有掌聲——不熱烈,但有。她直起身的時候,忽然想:陳阿婆要是坐在底下,大概會把搪瓷茶缸往扶手上一頓,喊一聲“好”。

回到上海以後,報社給她開了慶功會。會議室裡掛了一條紅橫幅——“祝賀蘇靜霞同志榮獲中國新聞獎”,同事們挨個上來敬酒,經濟新聞部的老孫端著一杯茶站在角落裡看著她,臉上寫滿了欣慰。她端著搪瓷缸——還是那隻印著囍字的缸子。茶水灑了一點在手上,她沒有擦。

慶功會結束後,她一個人回到辦公室,坐在桌前,面前是那隻搪瓷缸,桌上還有一摞沒拆封的讀者來信。她把檯燈關了,在黑暗裡坐了很久。窗外漢口路上的霓虹燈把寫字樓的玻璃幕牆映得紅紅綠綠的,她的臉被映得忽明忽暗。

第二天一早,她推開總編辦公室的門,走到老陳辦公桌前,把一份採訪申請擱在面前。老陳把老花鏡往鼻樑上推了推,低頭看那張紙——上面寫著,她申請去工商行政管理局,瞭解自謀職業者和體攤販的政策落實情況。那年葛大姐那篇報道發出來後,她一直在想一件事:像葛大姐那樣的人,在這座城市裡到底有多少?她們的修鞋攤、縫紉機、三輪車,在城管的臺賬上是一串數字,還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她想知道,那些被沒收的摺疊凳背後,有沒有一條路是留給她們的。

老陳把申請擱在桌上。“你昨天剛拿了獎,今天就要去跟政策檔案死磕?”

“拿了獎又不是辭職了。我是記者,不是明星。”

老陳看了她一眼。那個眼神很覆雜——是“你果然還是蘇靜霞”的意思。他把申請簽了,從抽屜裡拿出那隻舊手電筒——就是1992年他往靜霞包裡塞的那隻,鐵殼,裝兩節一號電池,沈甸甸的。他把手電筒擱在她手裡。“注意安全。工商局那邊老檔案室燈光不太好。”她接過手電筒,沒有說謝謝,只是把它放進了挎包,和那隻搪瓷缸擱在一起。

同一年秋天,周野的建材公司遇到了轉型的壓力。他在辦公室裡翻著上半年的報表,眉頭越皺越緊。浦東的幾個大工地已經開始用預製混凝土了——攪拌站在郊區把混凝土配好,罐車直接拉到工地,泵車一泵到頂。現場攪拌的需求量降了一半。他的公司主要做現場攪拌的砂石和水泥,預製混凝土是另一套供應鏈。他翻完報表,把搪瓷缸端起來喝了一口水。水涼了,但辦公室的煤氣灶壞了兩天,他沒時間修。

助理敲門進來,說浦東有個新開工的樓盤想用預製混凝土,問他能不能供。他說能,掛了電話以後在辦公室裡站了很久。要做預製混凝土就得投攪拌站——一個攪拌站至少四十萬。他的全部身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這個數。贏了上臺階,輸了從頭再來。

這天傍晚,他騎腳踏車去了浦東。不是去工地——是去了阿珍和老李的店。他們的電器修理鋪和二手家電店並排開在一條新闢的商業街上,店門口掛著一塊招牌——“阿珍二手家電銷售店”。隔壁是老李的鋪子,店名就叫“李國平電器修理”,招牌下面加了一行小字“修理互助組聯絡處”,招牌是趙大爺幫他寫的,毛筆字,工工整整。

老李正蹲在門口修一臺空調——窗式空調,春蘭牌的,壓縮機壞了。他看見周野推著腳踏車走過來,把螺絲刀擱在空調外殼上,站起來。阿珍從店裡探出頭,手裡還拿著一卷膠帶。

“周野!你怎麼來了?”

“來浦東看工地。順便看看你們。”

阿珍把他拉進店裡。店裡堆滿了待修的家電——冰箱、洗衣機、檯扇、錄影機、收音機,角落裡還擱著一臺老式電唱機。櫃檯上放著那隻搪瓷缸,杯身上用油漆寫著“3號李阿珍”,旁邊是一暖瓶從老虎灶打來的開水。阿珍說,每天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還是去老虎灶泡兩暖瓶開水——從浦東倒車回去。

“倒車要多久?”周野吃驚地看著她。

“單程五十分鐘。”

“每天都去?”

“每天都去。不去的話,心裡那團火就滅了。”

她在櫃檯上放了第二隻搪瓷缸,給他倒了杯水。水溫溫的,有煤煙的味道。他端起來喝了一口。阿珍問他公司怎麼樣,他說還行。阿珍看了他一眼,沒有追問,只是把那隻搪瓷缸又往他面前推了推。

從浦東回來已經是夜裡了。他把腳踏車停在閘北辦公室樓下,沒有上樓,一個人在蘇州河邊走了很久。河水在暗處流著,散發著刺鼻的腥臭味。他走到一個廢棄的碼頭邊上,在水泥墩子上坐下來。兜裡掏出那包牡丹牌香菸——他平時不怎麼抽了,但口袋裡總裝著一包。他抽出一根叼在嘴裡,沒有點。

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張報紙。報紙是摺好的,摺痕處已經磨出了毛邊。他展開,藉著碼頭路燈的光——橘黃色,和灶火弄過街樓底下的路燈差不多的顏色——又看了一遍。那是靜霞寫的那篇《從華亭路到陸家嘴》。許久,他把報紙重新摺好,放進口袋裡。然後站起來,往辦公室走去。煤氣灶還是壞的。他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涼水,坐在桌前翻開那份報表,重新開始算賬。

第二天,他坐火車去了杭州。蕭山那家絲綢襯衫廠後來轉型做了建材機械,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二手攪拌站裝置——新的買不起,舊的翻新一下也許能用。從杭州回來又直接去了蘇州,那邊有一家水泥廠要轉讓兩臺舊攪拌機。他在外面跑了將近一個月,回來的時候瘦了一圈,但手裡多了一份翻新攪拌站的報價單。他把報價單攤在辦公桌上,把搪瓷缸裡的涼水一口喝完,然後撥通了浦東那個樓盤專案部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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