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稿子發表之後，陸建章發現了一件不太對勁的事。
那天課間他去辦公室送作業本，路過語文教研室門口時，正好聽到裡面幾個老師在聊天。一個他不認識的年輕女老師拿著報紙，聲音有些興奮：“這篇《大慶油田紀實》就是你們班那個陸建章寫的？十七歲？這水平比師範學院的學生都強！”
王老師的聲音緊接著響起來，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警惕：“小周，那個學生確實不錯，但別到處傳。”
“為什麼？”
“樹大招風。”
西個字，不輕不重，但女老師立刻安靜了。走廊裡只剩下遠處操場上體育老師的哨音，和風吹過窗縫的嗚咽聲。
陸建章在門外屏住呼吸，往後退了一步，背靠著走廊牆壁。
王老師說得對。這個年代出風頭從來不是好事。默默無聞的人捱餓，出頭的人捱打。
他己經在班上出了風頭，在父親車間裡長了臉，這不是壞事——但凡事都有另一面。
再往上走，就是靶子。他等了幾秒才推門進去交作業，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
當天晚上回家，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寫新稿子，而是把所有底稿重新整理了一遍。
公開發表的那兩篇——作文《我的理想》、紀實稿《大慶油田紀實》——底稿都留著，有編輯批註和錄用通知，隨時可以拿出來當護身符。
而那些他覺得“太超前”的選題草稿，全部重新騰抄到一箇舊本子上，一邊抄一邊過濾。每一行他都停一下，在心裡問自己：這句話有沒有問題？那個比喻會不會被解讀？主角的心理活動是不是太私人了？
抄到結尾處，他停筆想了想，把第三篇草稿裡所有帶“我”字的主語全換成了“我們”。改完他重新讀了一遍——整篇文章的氣息立刻就變了，從一個人的獨白變成了一群人的陳述。
寫完他把原稿收好，和前面那幾篇一起鎖進櫃子裡。
做完這些他又從抽屜裡翻出幾份《人民日報》和省報，把這些報紙全部鋪在桌上，逐行逐段地分析。
這批文章的共同特點是“安全”——寫工人、寫農民、寫革命故事，歌頌集體，歌頌勞動。沒有個人主義，沒有私人情感。他前世在文娛圈摸爬滾打多年，審劇本時第一件事就是看政策紅線在哪兒。
現在不過是換了一個年代，紅線位置變了一圈，但摸紅線的方法沒變——讀報紙上的每一篇頭條，找到它們共用的那套詞彙和句式，然後把自己想寫的東西翻譯成那套語言。不是迎合，是保護。
他鋪開一張新稿紙，寫了一篇石油工人家屬的故事。
一個工人在井架上出了事故，他的妻子在後方獨自撫養三個孩子。故事背後有無數個這樣的家庭，但他只寫一個。沒有控訴，沒有喊口號。只是沉默地站在雪地裡。
這篇稿子他不會馬上投，留一留，等他在這條線上站穩了再考慮放出來。
第三件事——街道辦。他想了幾天，決定不主動找上門。太刻意反而不好。他需要街道辦先需要他。
機會來得比他預想的快。週末放學路過巷口，街道辦劉大媽正彎著腰，拿粉筆在黑板上出宣傳欄。寫了又擦，擦了又寫，地上落了一層粉筆灰。她是個五十多歲的熱心腸婦女，平時說話嗓門大但心眼好。
“劉大媽，我來幫您寫。”他放下書包，接過粉筆。
黑板報的底稿——“社群先進事蹟，向先進學習”——原稿裡全是套話，什麼“在黨的領導下”“奮勇前進”，鄰居看了根本不走心。
他沒有大改，開頭改成“鄰里互助，小事不小”，後面舉了三個例子：老街坊老周幫對門孤寡老人修窗戶、李家媳婦義務帶鄰居孩子、供銷社老趙堅持十幾年幫老人搬煤球。
全是他在巷子裡親眼見過的事。寫到一半時身後己經圍了好幾個鄰居，張嬸指著黑板說：“這誰寫的？比前面那個強一百倍！”
劉大媽在旁邊插嘴：“陸家二小子！省報發表文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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