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天，哈爾濱的糧食供應開始出問題了。
陸建章最先注意到的是糧站門口隊伍的變化。
以前每月發糧票那幾天排隊最長，平時零零散散十幾個人。
但進入六月之後，平時也開始排隊了。
而且隊伍裡的人不再閒聊，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一種沉默的緊張。
有人天不亮就來，揣著糧本和麵袋，站到日上三竿才輪到自己。
輪到時糧站的人說“今天只有玉米麵，細糧沒了”，隊伍裡沒有人抱怨，只是把糧本收好，接過那袋粗糲的玉米麵轉身就走。
大姐回家說起學校食堂的事。
教師視窗的饅頭從白麵換成了雜糧，菜裡的油花一天比一天少。
她說這些時語氣很平淡，但盛粥時比平時多颳了幾下鍋底。
大哥在量具廠也感覺到了——中午食堂的打飯量少了，以前能吃個半飽，現在只夠墊個底。
他說廠裡己經開始號召“節約用糧”，工會每天在廣播裡念節約口號。
陸建章記起了前世讀過的歷史資料。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
糧食減產、供應緊張、全國性的饑荒——這些在歷史課本上是數字，在眼下是真實的飢餓。
他開始在腦子裡快速盤算：家裡的存糧大概還能撐多久，每月的糧票供應會不會繼續縮減，冬天之前需要囤多少耐儲存的食物才能讓一家人熬過去。
他做了一件在穿越到這個時代後的第一次“先知行動”：利用每週去街道辦交稿的機會，認識了幾個在黑市上有渠道的人。
不是主動打探——他只是比平時多聊了幾句，多聽了幾句。
有人提到城郊的農民有時候會私下賣一些土豆和白菜，比糧站貴一點，但不用票。
他把這個資訊記在心裡，沒有立刻行動。
現在還不到最緊張的時候，但他需要這條渠道在冬天的時候還能找到人。
同時他讓大姐帶著三弟去城外挖野菜。
大姐一開始不理解——“家裡又不是揭不開鍋”。
陸建章沒有多解釋，只是說“多備點沒壞處”。
大姐看了他片刻，最終點點頭，週末帶著三弟去了城郊的野地。
她不知道這個弟弟為什麼忽然對野菜感興趣，但她己經習慣了他時不時的“先知先覺”。
七月中旬，供應進一步縮緊。
肉票從每人半斤減到了二兩。雞蛋基本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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