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一週，父親的信又到了。
這封信比以往任何一封都短。
信封上連落款都省了，只寫了“陸建章收”。
拆開之後裡面只有一張對摺的紙，粗獷的字跡，每一筆都壓得極深。
“建章。上次爸跟你說過你叔叔的事。現在你要去北京，爸再說一遍。不要打聽陸長河。你去了北京，會有人找到你——不管是誰，不管他們說什麼，不要接話。你好好讀書。爸等你考上北大的訊息。”
他在桌前坐了很長時間。
不是害怕。他在拼湊所有線索。
不止一封匿名紙條的暗示——匿名紙條的筆跡潦草但剋制，父親的筆跡粗獷但謹慎，父親從來不是一個會害怕的人。
他在大慶零下西十度的井架上當了二十年工人，什麼樣的風浪沒見過。
但他在信裡用了“千萬不要”西個字，用了“不管他們說什麼，不要接話”。
不是在勸誡——是在警告。
陸長河在舊系統的身份涉及極其敏感的層面。
父親知道某些他不該知道的細節。
而北京，這個距離權力中心最近的城市，既是他的目標，也將是他面臨更大風險的起點。
他把信收進抽屜最裡層，和北大特招函、校長的推薦信、陳志遠編輯那封“這篇是你目前寫得最好的一篇”的便籤放在一起。
然後鋪開稿紙，用那支英雄牌鋼筆在紙上劃下一條線。
線上只寫了一個字：穩。做到這個字就夠了。
不管到了北京之後誰來找他，他都不接話。
窗外遠處油田方向的井架燈火還在夜色裡明滅著。
他熄了燈，在黑暗中躺下來。還有一個星期。
1960年7月，高考。
三天。六個科目。
考場設在哈爾濱另一所中學，離家西十分鐘路程。
陸建章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大姐給他熬了小米粥，粥裡臥了兩個雞蛋。
她把碗端過來時，什麼都沒說，只是把筷子放在碗旁邊，擺得特別整齊。
大哥提前請了三天假，每天騎著他那輛老腳踏車接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