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內容瑣碎但需要極其細心，任何一個數字寫錯都得重抄整頁。
辦公室裡除了他還有三個老同志。
老張是退伍老兵，負責收發檔案，每天早上準時把當天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夾在兩個資料夾裡放在他桌上。
老李以前是派出所的戶籍警，畫得一手好表格，每次簡報要更新統計欄目時都自己動手畫。
大老趙是河南人，說話嗓門大，有空就講以前抓特務的往事。
他們對這個“北大的筆桿子”都很客氣，閒下來時給他講一些以前破案的趣事——哪一年在後海追一個盜賣文物的賊追了半夜，哪一年在北京站蹲守了兩個月才等到一個走私犯。
陸建章安靜地聽，偶爾問一兩個問題。
他問的都是技術層面的東西——怎麼從假證件上發現破綻、怎麼在不跟蹤的情況下判斷目標的行為模式、怎麼把幾十頁的資料濃縮成一份精準的彙報。
老張有一次在給他講解如何辨別偽造介紹信時，把信紙舉到窗戶旁對著光讓他看紙質——“真介紹信用的是定量紙，寫上去會有微澀的摩擦感，但偽造的光滑得跟報紙一樣，一摸就露餡。”
這份工作每個月補貼十幾塊錢，但他從不在乎補貼。
他在乎的是鐵櫃裡那些只供內部人員參閱的資料——各單位報送的彙報材料裡，藏著整個社會的微縮模型。
哪些工廠在組織文藝演出、哪些農村在搞戲曲改革、哪些學校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文藝活動——這些資訊在簡報裡只是幾行字，但他能從中讀到更深的層次。
掛職之後，陸建章的日常更加規律了。
週一三五上課，週二西下午去市局辦公室。
週六上午泡在圖書館——還是窗邊第三張桌，還是那個位置，只是現在他知道背後有幾個自己人偶爾會路過閱覽室。
週日上午給校刊審稿，下午寫《人民文學》約的那篇短篇小說。
晚上和舍友們在宿舍裡聊會兒天，熄燈後搬到走廊轉角繼續寫自己的東西。
他開始習慣雙線並行——一邊是北大中文系的課堂筆記，一邊是市局簡報上的資料摘抄。
林庚白講《左傳》時在黑板上抄錄整頁的編年條目，老李也在簡報表格上用刀片輕輕颳去寫錯的小數點，兩種精度不同，但都需要耐心。
他開始把這些習慣帶進自己的寫作裡——作品裡的人物不再憑空虛構，而是從簡報中那些最基層的文藝活動裡提取原型——工廠演出隊裡那個嗓子最好的年輕車工，農村戲曲班裡那個演了二十年花旦的棉紡廠女工。
這些人他一個都沒見過，但他們的名字和所在單位的名字被一次次記錄在簡報裡，就和他父親在油田工友嘴裡被一遍遍重複一樣真實。
有一次在簡報裡看到一份來自大慶油田工人業餘演出隊的彙報。
上面列了幾十個參加文藝活動的工人家屬名字。
他沒有逐字細看，只是把那份簡報多翻了幾遍。
然後放在“己歸檔”那欄的最後一格抽屜裡——不是隱藏，是擱置。
他知道父親大概也在這個系統的某個角落裡被一筆一筆記著。
這種聯絡不需要張揚，也不需要刻意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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