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陸建章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篇中篇紀實作品，叫《大慶來信》。
全篇以一個在大慶油田工作的普通工人寫給兒子的信作為框架，串聯起幾十位石油工人的生活片段。
零下西十度的暴風雪裡在井架上搶修裝置；手凍在鐵管上撕不下來，對著凍僵的手哈口氣繼續擰螺絲；退休那天對著鑽機鞠了一躬就走了，什麼都沒說。
不寫口號，不寫豪言壯語，不寫任何“他們應該感動”的話。
只寫“父親”和“父親的工友們”——寫他們手上的凍瘡、凍裂後又凍上的繭、被機油浸透的指甲縫、永遠洗不乾淨的工裝。
結尾處他寫道：“大慶油田的新聞己經傳遍全國，但我父親和他的工友們不會在新聞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們只是站在井架上，在零下西十度的風雪裡繼續握著扳手。”
文章發表後，反響比他預想的大。
先是《人民文學》編輯部轉來厚厚一疊讀者來信——有退休的老石油工人說“看著看著就哭了”，有油田宣傳部門的人來信想找他約稿給工人們寫系列報道。
接著是評論界：《光明日報》發了一篇署名評論，稱《大慶來信》為“近年來最具真實力的工人題材作品”。
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文學部也輾轉透過報社表達了一個意向——如果有合適的長篇工業題材作品，他們願意合作改編成影片。
同時，由於文章契合宣傳大慶油田精神的時代方向，內部部分相關材料被報送到了國家石油工業管理部門的宣傳處。
林庚白在課堂上沒有當面表揚他。
只是在某次課後把他單獨留住，把自己那本翻舊了的《左傳》借給他——裡面夾著一頁手寫筆記，是他三十年前當學生時對《左傳》“微言大義”的批註。
陸建章接過書，翻開，看到紙頁己經發黃髮脆，但字跡還是那麼瘦長有力。
父親從大慶打來電話。
電話還是打到街道辦劉大媽那裡，她一路小跑把他叫到辦公室。
父親的聲音隔著電流斷斷續續，背後隱約有鑽機轟隆作響的低頻震動。
父親說，車間裡把這篇稿子念花了底稿，傳了好幾十個人。
老張聽完沉默了很久，後來看到那邊剛下工的班長眼眶紅著在擦手。
他最後說了句：“你寫得對。爸從來不跟你們說這些事。但你知道。你知道就好。”
電話那頭一陣沉默，然後父親掛了。
陸建章握著話筒站了片刻，把話筒放回座機上。
《大慶來信》發表後，組織找他進行了第二次正式談話。
這次不在學校，也不在茶館。
孫幹部帶他去了一個從沒去過的地方——北大東門外往北走了半個多小時，在一片老舊的機關宿舍樓裡，有一扇不掛牌的門。
門牌號被新的編號蓋過，門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下面的鐵皮，有人拿黃銅刷把門把手擦得很亮。
他還注意到門框上方的水泥縫裡嵌著一根玻璃管——那是老式建築的觀察孔，通常只在機關傳達室的入口處見過。
辦公室裡除了孫幹部，還有一個穿便服的中年男人，沒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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