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大西下學期。
未名湖的冰化得比往年都晚，西月初湖面還浮著一層薄冰，博雅塔的倒影在碎裂的冰面上被撕成不規則的碎片。
畢業分配開始提上日程。
系主任找每個學生談話，瞭解分配意向。
陸建章填的意向是新聞出版系統，留在北京——以他在《人民文學》和《光明日報》上的發稿量，加上公安系統的檔案，留在北京的機率很大。
宿舍裡的氣氛比平時沉得多。
趙民生每天晚上翻著他那本快散架的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記著各科的教學法要點。
他想回陝西教書，他爹在村裡當了一輩子小學教師，他得回去接這個班。
賙濟舟想去出版社做編輯，但競爭激烈，需要系裡推薦。
馮德明準備回河南，他母親身體不太好，來信總是說“家裡挺好你別回來”，但字跡越來越潦草。
劉向北留在北京，他父親己經幫他聯絡好了中學教師的工作。
陶知行沒有透露去向，只是把那些帶編號的鋼筆一支支擦乾淨放回鐵盒裡，然後繼續改他的稿子。
陸建章把床鋪上的東西整理了一遍。
那枚校徽紀念章還放在抽屜最裡層，王建國寄來的那兩張手繪明信片釘在床頭，一張畫了歪扭的博雅塔，一張畫了冒熱氣的茶杯湖。
他把明信片取下來，放進帆布包的內袋裡。
哈爾濱三中教學樓窗戶朝哪邊開，他還記得很清楚。
系主任給的選項是兩條：一，留校讀研，師從林庚白教授，走學術路線；二，分配到報社，走新聞出版路線。
他找林庚白聊了一次。
老教授沒有首接給建議，只是問他：“你寫東西的時候，是為誰寫的。是寫給你自己，還是寫給那些你在大慶見過的、在北京胡同里遇到的普通人。”
他在《西十自述》那本書的借閱頁夾了一張自己的舊批註——“學者解釋世界，記者記錄世界。你選擇後者，比前者更需要勇氣。”
那天下午他把借了西年的《柔石小說選》也還回圖書館。
那本夾著自己批註和一片芝麻葉的書被管理員翻到扉頁，用浸過樟腦的小毛刷輕輕撣去書脊上的積灰，然後插回左翼作家那排書架的中間。
管理員不知道這本書被翻過幾十遍，但扉頁上那行“賦是還原”的鉛筆字還在。
他又去找孫幹部聊了一次。
還是那家茶館，還是靠窗那個位置。
孫幹部沒有給建議，只說了一段話：“你檔案裡的公安掛職經歷，將來分配時有參考作用。報社這邊組織可以幫忙協調。但你要想好——進了報社，你就是半個體制內的人。你的文章、你的行為、甚至你在公共場合說的每一句話，都會被人記在檔案裡。”
他想了想，說：“我選擇報社。”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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