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陸建章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為《現實主義與人民性》。
文章的核心論點很明確：當代文學不能淪為空洞的口號頌歌，必須迴歸真實的生活——寫普通工人、寫農民、寫衚衕裡的老百姓。
他以自己在哈爾濱和大慶的親身經歷為例，闡述了自己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解：工廠黑板報上那些寫給工友看的小詩、大慶油田工人業餘演出隊裡排練的快板、北大校刊上寫的掃地校工——這些都不是宏大敘事的縮影，而是千百個普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他們的時代。
文章發表後反響比他預想的更強烈。
好幾家省報全文或摘要轉載，《新華文摘》摘錄了其中幾百字的核心論點。
北京文化圈裡開始有人討論這篇文章——有人贊同，有人質疑。
一個老評論家在《文藝報》上寫了一篇回應，說“人民性”這個提法在當前的文學語境中是危險的，強調“人民”可以，但不能弱化“鬥爭”。
文章沒點名，但誰都知道他在說誰。
陸建章把那篇回應看了一遍，沒有做任何公開回應。
但他心裡清楚：這篇文章是他第一次在評論界發聲，而這個聲音己經被人聽到了。
被聽到就意味著他在評論界有了自己的位置。
孫幹部託人帶話來，只有一句話：“方向對，分寸也對。組織上看過了。”
陸建章把這份報紙放進抽屜裡，和之前的保密協議放在同一個格子。
報社的宿舍樓要翻修水管，年輕單身職工需要暫時搬到別處去住。
行政科的老劉在調配表上劃掉了陸建章的名字，給他分了另一個去處——不是樓房，是報社早幾年分配過的一間老房子，在南鑼鼓巷附近的某個西合院裡。
兩間耳房，原住戶調去外地之後一首空著，鑰匙在行政科擱了快半年。
老劉把鑰匙遞給他時說“沒收拾過，估計有點灰，但收拾收拾能住”。
陸建章提著行李穿過衚衕口時，遠處有誰家的收音機放著京戲。
衚衕里路面被踩得發亮，兩側灰牆上的牆皮有些剝落，露出下面更早的磚砌層。
幾輛破腳踏車靠在牆上，車筐裡有幾棵蔫了的白菜。
西合院的門虛掩著，門楣上的木雕被風蝕得輪廓模糊。
他推開院門，邁進門檻的一瞬間，聞到了一股蒜蓉炒肉的濃香。
院子裡有個人正背對著他炒菜——大高個，穿著廚子常穿的那種白圍裙，但釦子只扣了一半，鍋鏟在他手裡翻得飛快，鐵鍋和鏟子碰撞出一連串脆亮的金屬響。
旁邊石桌上放著幾個冷盤碗，一個小收音機擱在窗臺上正咿咿呀呀地唱。
那人聽到院門的聲音轉過頭來，朝他看了一眼，然後咧開嘴露出一口白牙。
“新搬來的？”
“嗯。報社分房。”
“那以後是鄰居了——我叫何雨柱，在這院兒住了十幾年了。都叫我傻柱。”他把鍋鏟往鍋裡一放，在圍裙上擦了擦手朝他走過來，眼睛掃過他那個舊帆布包，又掃過他身上那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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