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勇的貨車在第三天早晨又出現了。準確地說，是姜建軍蹲在菜市場東門啃第三個韭菜盒子的時候，眼角餘光瞥見一抹白晃晃的東西從布魯克林方向拐過來，那速度不快不慢，跟公園裡遛彎的老頭兒似的，帶著一種“我知道你在看我但我偏要裝作沒看見”的從容。
這次不是皇后區倉庫，也不是肯尼迪機場旁邊的物流園區，是陳國棟店鋪後巷。姜建軍沒刻意去等——他這人最煩“刻意”，刻意就顯得他多在乎這事兒似的。他只是在當天早上路過菜市場時，因為前面那個推手推車的大媽跟賣魚的吵起來了，堵得水洩不通，他才被迫從側面那條街繞到了布魯克林。繞都繞了，總不能再繞回去，於是他在麵包店門口買了一袋曲奇，是那種一美元一袋的廉價貨，包裝袋上印著快要褪色的笑臉，姜建軍蹲在後巷對面的臺階上吃的時候，發現曲奇已經受潮了，軟塌塌的，咬下去像在嚼一塊甜味的抹布。
就在這時，車就來了。
白色貨車，車身上分佈著七八道舊刮痕，像貓抓過的沙發，在晨光裡泛著一道淺色印記，停在後巷卸貨平臺側面，發動機怠速空轉著，排氣管裡吐出一小團一小團的白氣，姜建軍隔著馬路都聞到了那股子老柴油車特有的酸臭味。
劉大勇從駕駛座下來，穿著跟上次一樣的深色夾克——姜建軍嚴重懷疑他就這一件外套，因為袖口那處油漬的位置分毫不差——帽子換了一頂灰色棒球帽，帽簷壓得很低，低到姜建軍覺得這人走路全靠第六感。他沒有直接卸貨，在車尾站了一會兒，大約七秒鐘，姜建軍數了，因為他嘴裡的曲奇剛好嚼到第三下。劉大勇看了一眼後巷兩側，左邊是垃圾桶，右邊是另一個垃圾桶，中間是他的後車門。他可能覺得這環境足夠安全，於是拉開後車門，從裡面拖出一箇中號紙箱。
姜建軍的心跳快了一拍，但嘴沒停，繼續嚼那塊受潮的曲奇。他觀察到一個細節：劉大勇拖紙箱的時候動作很輕，甚至帶著點小心翼翼，像端著一碗剛出鍋的湯。紙箱大概五十乘四十乘三十公分，封口處纏著透明膠帶，沒有特殊標記，沒有中文，沒有收貨人姓名，乾淨得像剛出廠的。劉大勇搬著紙箱進了陳國棟店鋪後門，進去的時候後門留了一條縫，大約十五公分寬，姜建軍隔著三十米的距離自然看不到門內情況，但他腦子裡已經開始自動生成畫面——陳國棟可能正坐在裡面喝茶，也可能正用放大鏡看什麼東西，也可能正摳腳——第三種可能讓姜建軍把嘴裡的曲奇咽得格外艱難。
劉大勇從店裡出來的時候兩手空了。他關後門的手法很講究，不是隨手一帶，而是先用手掌把門推到位，再輕輕擰了一下門把手確認鎖上了，像個強迫症患者離家前檢查煤氣灶。他回到駕駛座，倒車出後巷，白色貨車在巷口停頓了一秒，大概是在等一輛計程車過去，然後右轉開走了。姜建軍看了手錶，全程大約四分鐘，精確點說是四分十一秒，因為他嚼最後一塊曲奇的時候多花了十幾秒——那玩意兒實在太難吃了。
姜建軍把曲奇袋子仔細疊好塞進口袋——紐約街頭亂扔垃圾罰款很重，他是窮人，窮人的覺悟就是不讓自己的錢包因為一塊抹布味的曲奇而縮水。他站起來沿著巷子走了一段，在陳國棟店鋪後門附近停了一下，假裝繫鞋帶，實際上是在看地面。劉大勇停車的位置留下了一道新的輪胎印，紋路清晰，壓痕不深。姜建軍伸出自己的腳比了比，又用鞋尖戳了戳地面，得出專業結論：車廂不重。如果是青銅器，輪胎壓痕會更深，至少得陷進去兩毫米。這塊地面只留下了淺淺一道，像個害羞的姑娘踩了一腳就跑了。紙箱裡裝的可能是小件，輕質包裝品，瓷器？卷軸？也可能是陳國棟訂購的一箱泡麵——姜建軍被自己這個念頭逗樂了，但轉念一想也不是沒可能，後巷那家店裡確實飄出過老壇酸菜的味道。
他回到美華樓，爬樓梯的時候碰到了三樓那個養貓的義大利老太太，老太太用口音濃重的英語問他吃早飯了沒有，姜建軍拍了拍肚子說吃了，吃了，吃了三塊曲奇和五個韭菜盒子。老太太露出敬佩的眼神，大概在紐約沒見過早餐食量這麼雄壯的亞洲人。
姜建軍進屋翻出筆記本。他的筆記本是個紅色硬皮的玩意兒，封面上印著“2016紐約華人商會贈”幾個燙金字，是他去年在某個社群活動上順的，當時他就覺得這筆記本遲早要派上用場。他翻到夾著曲奇包裝袋的那一頁——不是故意的，只是順手——然後把劉大勇今天到店的時間和他搬進去的紙箱尺寸記了下來：
“白色貨車第三度出現。晨。後巷裝卸約四分十一秒。單紙箱，約50×40×30。輪胎壓痕淺，載重輕。推測物品重量在十公斤以內。劉大勇未攜帶檔案或收條。今日帽子為灰色，與前兩次不同，可能有多頂同款不同色帽子，或者他昨天洗了黑色那頂沒幹。”
他在紙箱尺寸後面畫了一個小注：“輕載。小件。可能是瓷器或卷軸。也可能是泡麵，待進一步觀察。”寫完後覺得這句話太不嚴肅，劃掉了“泡麵”三個字，但劃得不夠用力，還能看清。
下午他蹲在美華樓門口想著下一步。隔壁修鞋鋪的老王探頭出來問他蹲那兒幹嘛，姜建軍說想事情。老王說想事情蹲著不想站著？姜建軍說蹲著有安全感，像只思考的蛤蟆。老王說你那隻蛤蟆擋我門口了。姜建軍往左邊挪了挪，繼續蹲。
從目前的資訊來看，劉大勇持續往陳國棟店裡送東西，這說明老周在馬尼拉那邊還在不斷往紐約方向發貨。老周這個人姜建軍沒見過，但聽說過——據說以前在福建開過海鮮加工廠，後來不知道為什麼跑到菲律賓去了，轉行做起了文物生意，也不知道他那雙殺魚的手摸青銅器的時候會不會覺得滑。姜建軍在筆記本“老周”那一頁畫了一條魚和一隻鼎，魚上面打了個叉。
紙箱頻率大約是每四五天一次。姜建軍掐著指頭算了算，第一次是上週二，第二次是上週六，今天是週四，間隔分別是四天和五天，規律得像老太太吃降壓藥。如果他能透過跟蹤劉大勇的駕駛節奏，摸清每次送貨前的準備規律，就有可能順線摸到他提貨的源頭倉庫。皇后區的倉庫表面註冊為王德輝的紅木傢俱公司——姜建軍去過一次，門口掛著“德輝紅木·傳承經典”的招牌，但裡面有沒有紅木不好說，他就看到門口堆了一摞紙殼子，下雨天都沒人收。
但劉大勇的裝貨地點不一定只在皇后區。老周那種人做事講究分段運輸，就像吃西瓜要切成塊再吃，不能抱著啃。劉大勇可能從A點取貨，開到B點停一停，換輛車或者換個人，再送到陳國棟這兒。姜建軍在“劉大勇”那一頁下面加了一個問題：“每次送貨前，從何處取貨？”然後畫了一個巨大的問號，大到佔據了半頁紙，像個瞪著眼的獨眼巨人。
後巷的腳步聲遠了。紐約的下午總是有一種奇怪的安靜，車流聲像隔著一層棉花傳過來，遠處的警笛忽遠忽近，像個失眠的人翻來覆去。貨車引擎的聲音已經徹底聽不見，連尾氣的味道都被風吹散了。但姜建軍知道，下一趟總還會來。劉大勇的灰色棒球帽、白貨車上的貓抓刮痕、那個五十乘四十乘三十的紙箱，它們還會回來的。只要他有耐心等下去——而姜建軍這個人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能在菜市場蹲一個早上就為了觀察哪家攤位的雞蛋最新鮮，能在美華樓門口蹲一下午就為了看對面樓頂那幾只鴿子幾點鐘飛回來，他蹲著的時候腦子格外清醒，像一臺老式收音機調對了頻率，滋滋啦啦的聲音裡總能捕捉到關鍵的那幾個字。
他把本子合上，站起來去幫陳秀蘭把門口的臺階掃乾淨了。陳秀蘭是美華樓一樓開洗衣店的廣東阿姨，每天下午四點準時掃臺階，雷打不動，邊掃邊用粵語罵街，也不知道罵誰。今天她罵到第三句的時候，姜建軍從她手裡拿過掃帚說我來吧。陳秀蘭看了他一眼，說你是不是又蹲門口了？姜建軍說蹲了。陳秀蘭說蹲出什麼名堂沒有？姜建軍說有。陳秀蘭說什麼名堂？姜建軍說劉大勇今天送了第四個紙箱。陳秀蘭說誰是劉大勇？姜建軍說開白色貨車的那個。陳秀蘭說哦，那個總在巷口停車的？他上禮拜還壓死了我一隻拖鞋。姜建軍說那鞋本來就只剩一隻了。陳秀蘭瞪了他一眼，奪回掃帚繼續罵街去了。
掃完臺階，天色有點暗了。姜建軍回到二樓自己的房間，窗戶正對著後巷方向。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到窗邊，從抽屜裡摸出一包花生米，擰開一瓶已經開了三天的啤酒。啤酒有點走氣了，但花生米夠鹹，搭配起來倒也不難喝。他望著窗外那個空蕩蕩的卸貨平臺，腦子裡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畫面：白色貨車、灰色棒球帽、透明膠帶封口的紙箱、淺得幾乎可以忽略的輪胎印。十公斤以內的東西，每隔四五天送一趟，不簽收，不拿回執，後門留條縫——陳國棟那個後門平時從不開啟，姜建軍在這條街上住了兩年，就見過那扇門開過三次，全是劉大勇來的時候開的。
這說明什麼？說明那扇門只對劉大勇開放，說明陳國棟很謹慎，說明這批貨有問題。有問題的事情姜建軍最喜歡，問題就像花生米，越嚼越香。他嘎嘣嘎嘣嚼著花生，腦子裡已經把下一趟的跟蹤路線規劃好了：劉大勇從後巷出來，左轉上主街，大約十五分鐘後會經過那個有兩個紅綠燈的路口，如果那時候紅燈，他會在第二盞燈前減速，如果他減速，說明他可能在等後面的人跟上來——不，不會，劉大勇這種老手不會用這麼蠢的方法，他可能在某個地方繞一圈，甩掉尾巴再開往真正的取貨點。姜建軍從抽屜裡翻出一張紐約地圖，鋪在桌上，用花生米壓住四個角，然後拿紅筆在後巷位置畫了個圈，接著按可能的路線畫了幾條線，最後用筆帽敲著桌面想了想，又畫了個三角形，在旁邊寫了個“可疑”。
晚上九點多，樓下傳來陳秀蘭收攤關門的聲音，鐵閘門嘩啦啦拉下來，然後是鎖鏈子哐當響。姜建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腦子裡一會兒是劉大勇的灰色棒球帽，一會兒是老周殺魚的手，一會兒又是那個五十乘四十乘三十的紙箱，它在他腦海裡不斷被開啟，一會兒裡面是青銅鼎，一會兒是青花瓷，一會兒又變成了一箱老壇酸菜面。姜建軍翻身坐起來，把筆記本重新翻開，在“泡麵”那三個劃掉的字下面又寫了一行：“如果不是文物，是什麼？老周那種人不會千里迢迢運泡麵。陳國棟更不會花四分鐘接一箱泡麵。”
他想了半天，又寫了一行：“明天早上去菜市場。蹲點。”
然後他關燈躺下，窗外紐約的夜空看不見星星，只有遠處一棟樓的樓頂亮著紅燈，一閃一閃的。姜建軍盯著那紅燈看了半天，覺得它像劉大勇的尾燈，想到尾燈就想到貨車，想到貨車就想到輪胎印，想到輪胎印就想到明天還得早起——他設了五個鬧鐘，因為前四個他通常在夢裡就給按掉了。翻了個身，花生米的鹹味還在舌尖上，他咂了咂嘴，閉上眼。明天會來的，那輛白貨車，那頂灰帽子，那些貓抓一樣的刮痕。總會來的。
他睡過去之前最後想到的一件事是：明天買個軟一點的曲奇。今天那袋太難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