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邊有句老話，叫“頭七回煞，生人勿近”。意思是人死後的第七天晚上，魂魄會回家來看最後一眼，活著的人必須提前把路讓出來，躲在屋裡關好門窗，千萬不能跟回煞的亡魂撞上。撞上了，不是瘋就是死。
我二十歲之前，對這句話的理解停留在“封建迷信”四個字上。二十歲那年冬天，我堂哥周遠出車禍死了，我親眼看見了回煞那晚發生的事。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敢說“封建迷信”這四個字了。
周遠是我大伯的獨子，比我大四歲，從小帶著我長大的。他這個人沒什麼大本事，但性格好，走到哪裡都嘻嘻哈哈的，在鎮上人緣極好。出事那天他在朋友家喝了點酒，騎著摩托車回家，在鎮口那座小橋上撞了護欄，連人帶車翻進了河裡。河水不深，但他是頭朝下栽進去的，人撈上來的時候已經沒了。我大伯一夜之間老了十歲，大伯母哭暈過去好幾次，整個家族都籠罩在一片沉甸甸的壓抑裡。
喪事辦完之後，我大伯做了一個決定——他要給周遠辦一場“回煞”。
在我們那邊的習俗裡，人死後第七天魂魄會回家，這叫“回煞”或者“回魂”。回煞那天晚上，家裡人要在堂屋裡擺一桌酒席，有魚有肉有酒有飯，放上死者生前用過的碗筷，點上長明燈，然後全家人鎖好臥室的門，不管聽到外面什麼動靜都不能出來看。第二天早上再出來收拾桌子，如果桌上的飯菜少了、酒少了，就說明亡魂回來過了，心願已了，可以安心上路了。如果原封不動，就說明亡魂還在外面遊蕩，需要找道士再做一場法事。
這個規矩在老一輩那裡是鐵律，但到了我們這一代，願意照辦的人已經不多了。我大伯卻執意要辦。他說他夢到周遠了，在夢裡周遠蹲在河邊，渾身溼漉漉的，低著頭不說話。大伯喊他，他抬起頭來看了一眼，那個眼神空蕩蕩的，像是有什麼話想說又說不出來。大伯深信那是周遠的魂沒散，還在這附近轉悠，他得讓兒子回家吃一頓飯再走。
我爸和幾個叔伯商量了一下，覺得既然大伯執意要辦，那就辦吧，就當給大伯一個心理安慰。我媽在廚房裡小聲跟我爸說，大伯這是傷心過頭了，別跟他犟，順著他就好。我爸點了點頭，然後轉頭看了我一眼，說：“那天晚上你去陪著你大伯，他一個人我不放心。”我心裡其實是不願意的。我對這種事說不上信，但心裡總歸是有點發毛。可我爸都開口了，我總不能說不去，只好硬著頭皮應了下來。
回煞那天是臘月初九。贛南的冬天溼冷溼冷的，那種冷跟北方的乾冷不一樣，是滲到骨頭縫裡的冷，穿再厚的棉襖都擋不住。大伯家在鎮子邊上，是一棟三層的小樓房，門口有一棵柚子樹，冬天葉子掉得差不多了，光禿禿的枝丫在風裡晃來晃去，像一把枯瘦的手指在抓天空。傍晚的時候起了風，風從河那邊吹過來，帶著一股水腥味和腐爛水草的氣息，冷得人直打哆嗦。
按照規矩，回煞的準備工作必須在天黑之前全部做完。大伯在堂屋裡擺了一張方桌，鋪了紅布，放了一整隻白斬雞、一條紅燒魚、一碗紅燒肉、一盤炒青菜，還有三碗白米飯，三杯米酒，三雙筷子整整齊齊地架在碗沿上。桌子正中央放了一盞長明燈——其實就是一個瓷碗倒扣過來，碗底上放一根白蠟燭，燭光透過瓷碗的釉面泛出幽幽的青白色，看著就讓人覺得冷。桌子的主位上放了一張周遠的照片，是他在廣東打工時拍的，照片裡他穿著藍色工裝，頭髮剃得短短的，咧著嘴笑得很燦爛。我站在堂屋裡看著那張照片，怎麼看都覺得那笑容和周圍的氣氛格格不入。一個活生生的、會笑會鬧的人，怎麼就變成了一張照片了呢？
天黑之前，大伯在堂屋的地面上撒了一層薄薄的草木灰。這個也是規矩。草木灰質地輕軟，第二天早上可以檢查灰上有沒有腳印。如果有腳印，就說明亡魂確實回來過了。撒完灰之後，大伯把堂屋通往院子的大門虛掩上，沒有鎖，故意留了一條縫——意思是給周遠留門，讓他能進來。然後把其他所有房間的門窗全部關嚴實，窗簾也拉上了。我和大伯進了二樓朝南的那間臥室，那是周遠生前住的房間。房間裡陳設很簡單，一張床、一個衣櫃、一張書桌，床頭還貼著周遠貼的籃球明星海報，被太陽曬得褪了色。大伯坐在床沿上，佝僂著背，兩隻手交叉著放在膝蓋上，一句話也不說。我靠在窗邊的牆上，拿出手機想刷點什麼來分散注意力，但手指在螢幕上劃來劃去，什麼都沒看進去。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外面的風聲越來越大。冬天的夜風像一把鈍刀子，一下一下地颳著窗戶玻璃，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整棟房子安靜得像一口棺材，只有走廊裡那盞聲控燈偶爾閃一下，把門縫底下照出一小條慘白的光。大伯不睡覺，我也不好意思睡，兩個人就那麼坐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大伯講了很多周遠小時候的事，什麼三歲那年掉進河裡被他撈上來啦，什麼上小學第一天哭著不肯去啦，什麼初中偷了他兩百塊錢跑去網咖打遊戲啦。說著說著他的眼眶就紅了，聲音也啞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只能低著頭聽著，心裡堵得難受。
就在這時候，我聽到了一個聲音。
“咚。”
很輕，像是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上了。聲音是從樓下傳來的，透過樓板和牆壁之後已經有些模糊了，但在那個萬籟俱寂的深夜裡，這一個響聲就像一顆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水面，漣漪一圈一圈地盪開。我馬上坐直了身體，耳朵豎了起來。大伯也停下了話頭，轉頭看著我，眼神里帶著一絲緊張。
“你聽到了？”他壓低聲音問。我點了點頭。大伯深吸一口氣，把手指壓在嘴唇上，示意我別出聲。
大約過了十幾秒，第二個聲音傳來了。是腳步聲。很慢，很輕，一步一頓，像是有人在堂屋裡慢慢地走。腳步踩在草木灰上，發出輕微的沙沙聲，那種聲音和踩在普通地面上完全不同——草木灰極輕極細，被踩踏時會發出一種像是揉搓乾燥的絲綢一樣的細碎聲響。聲音從堂屋的一頭移動到另一頭，然後停住了，應該是停在了飯桌前面。接著傳來了椅子被拉開的聲音，木頭腿腳在瓷磚地面上摩擦，發出一聲悶悶的拖拽聲。然後是碗筷碰撞的叮噹聲，很清脆，很真實，和活人吃飯時碗筷相碰的聲音一模一樣。
我的後背緊貼著牆壁，身上起了一層又一層的雞皮疙瘩，手心裡全是汗。我告訴自己冷靜下來，可能有別的解釋——風吹的？不對，一樓門窗都關了，哪來的風。野貓跑進來了？不對，野貓不會用筷子。有人在惡作劇？更不對，這深更半夜荒郊野外的，誰會跑來一個辦白事的人家惡作劇。
大伯的反應比我更激烈。他的眼眶本來就紅了，聽到碗筷聲響的那一刻，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順著臉上的皺紋橫七豎八地淌。他身體前傾，兩隻手死死地抓著膝蓋，指關節因為用力而泛白。他嘴唇哆嗦著，無聲地喊了一個名字——周遠。我不敢說話，只能死死地盯著那扇緊閉的房門。碗筷聲持續了大概兩三分鐘，然後停了。堂屋裡安靜了片刻，接著腳步聲又響了起來。這一次，腳步聲不再是慢慢悠悠的，而是變得急促了，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堂屋裡來回走動，頻率越來越快，步幅也越來越大，從桌子走到門口，又從門口走回桌子，來來回回走了三四趟。那種感覺很難形容——像是在找一個什麼東西，找得很焦急，走到這邊發現沒有，又趕緊折回去找另一頭。
然後我們聽到了一個聲音。那個聲音讓我的心臟在那一瞬間幾乎停跳——有人在嘆氣。不是風，不是老鼠，不是老房子熱脹冷縮發出的響動，而是一聲真真切切的、人的嘆息。聲音不大，但穿透力極強，隔著門板和樓板傳上來，每一個氣聲的細節都清清楚楚。那聲嘆息裡面帶著一種說不清的焦躁和難受，像是一個人在夢裡被什麼東西困住了，想喊喊不出來，只能從喉嚨深處憋出一口長長的濁氣。
我看向大伯，他已經從床沿上站了起來，身體劇烈地顫抖著，像一片風中的枯葉。他的臉扭曲著，不是害怕，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東西——是痛苦，是想衝下去看看自己兒子的衝動和殘存的理智在劇烈搏鬥。他朝房門邁了一步，我趕緊衝過去拉住他的胳膊，死死地把他拽住。大伯掙扎了一下，轉頭看著我，嘴唇哆嗦著說：“是周遠……是周遠在下面……他找不著東西了……我得下去看看……”我說不行，大伯，真的不行。他聽完這句話，身體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氣一樣軟了下去，蹲在地上，雙手捂著臉，肩膀無聲地聳動著。
這時候，樓下的動靜忽然停了。沒有任何過渡，所有的聲音在同一瞬間消失，乾淨利落得像刀切的一樣。一切歸於死寂，寂靜得連窗外的風聲都像是在躲避什麼似的停了下來，耳邊只剩下我自己心臟狂跳的聲音。
然後我聽到了上樓梯的聲音。樓梯是大理石的，走路時會發出清脆的迴響。那一級一級的腳步，不急不緩，從一樓往二樓走上來。每一步都很重，不像是活人走路時腳掌和腳跟交替落地的節奏，而是整個腳掌同時拍在臺階上的悶響，像是什麼沉重的東西在一步一步往上挪。
我渾身的汗毛全部炸開了。我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房門下方那道門縫，門縫裡透進來走廊聲控燈的光，慘白慘白的。腳步聲越來越近，從樓梯口拐進了走廊，然後沿著走廊朝我們這邊走過來，一步，兩步，三步。聲控燈隨著腳步聲一盞一盞地亮起來，光從門縫裡漏進來的強度時明時暗。
腳步聲在門口停住了。門縫下面的那條光，被什麼東西擋住了一部分，暗了一大截。有人——或者有什麼東西——正站在門外，隔著那扇薄薄的木門，和我們面對面。我甚至能感覺到門板另一側傳來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壓迫感，冷冰冰的，沉甸甸的，空氣都變得黏稠了，每吸一口氣都像是喝了一口冰水。大伯抬起頭來，眼睛直直地看著門。我以為他要衝上去開門，但他沒有。他就那麼蹲在地上，淚流滿面，嘴唇無聲地翕動著，像是在跟門外的東西對話，又像是在唸某種我聽不懂的經文。
不知道過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鐘，也可能是十分鐘，我對時間的感覺已經完全混亂了——門縫下面的光線重新變亮了。那東西走了。腳步聲沿著走廊退回去，下了樓梯，穿過堂屋，然後大門的方向傳來了一聲沉悶的關門聲。一切徹底安靜了。我和大伯就這麼在房間裡待到天亮。天矇矇亮的時候，樓下傳來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是我爸和幾個叔伯來了。他們一大早就趕過來，想看看昨晚的情況。我扶著大伯下了樓，在經過堂屋的時候，我看到了讓我這輩子都忘不掉的一幕。堂屋的地面上，那層草木灰上全是腳印。不是一個人的腳印，而是很多很多個，層層疊疊地交疊在一起，有大有小，大的像是成年男人的腳印，小的像是小孩或者女人的腳印，全都圍著那張飯桌轉了好幾圈。腳印從大門口一直延伸到飯桌前，又從飯桌延伸回來，來來回回，密密麻麻，像是昨晚堂屋裡曾經擠滿了人。
我盯著那些腳印看的時候，我媽在旁邊咦了一聲。她指著飯桌上那三碗白米飯——三碗飯的碗心都被掏了一個洞，米飯少了一大半，缺口邊緣很整齊，像是被人用筷子夾走了一整塊，但又不是人類吃飯那種一口一口扒拉的方式。那碗白斬雞上多了一個手印，不是手上的油漬印上去的那種，而是草木灰混著什麼東西按上去的，五根手指，清清楚楚，掌心對著雞腿的方向。而那三杯米酒，有兩個杯子乾乾淨淨地空著，一滴不剩，第三個杯子卻滿滿當當的，紋絲未動。酒杯旁邊散落著幾粒米，米粒上沾著灰，歪歪扭扭地排成了兩個模糊的字。我湊近了仔細看，辨認了好久，那兩個字看起來像是——“不夠”。
大伯站在堂屋中間，盯著那些腳印和桌上狼藉的碗盤，沉默了很久。然後他走進廚房，從米缸裡舀了三碗米，倒進鍋裡煮了一大鍋白米飯。他把米飯盛出來，一碗一碗地擺在飯桌上，又重新倒了三杯酒，點上蠟燭，對著周遠的照片說了一句話：“想吃多少吃多少，爸管夠。”那鍋飯到第二天早上的時候，又少了一半。
後來我問我爸，那個多出來的小腳印是誰的。我爸沉默了一會兒，說了一段我從來沒聽過的往事。他說周遠出事那晚，摩托車上其實還載著一個人，是他的初中同學。兩個人一起從朋友家喝酒出來，周遠騎車送他回家。翻車的時候那個人也被甩了出去，但因為周遠先著地，他摔在了周遠身上，只受了點輕傷。那人當天晚上就回了家，絕口不提自己也在車上，直到周遠的葬禮上才被另一個知情的朋友說漏了嘴。我爸說，回煞那天晚上來的，可能不止周遠一個。那些多出來的腳印，可能就是當年搭了周遠的車、欠了周遠一條命的人欠的債。活人不還，死人就自己上門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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